1940年，新四军政委蔡永受伤，危急关头，一年轻少女假扮他的妻子，把他藏在床上，这才脱离危险，43年后他已成将军，特地找到她提出两个要求。 1940年12月，河南永城邵山村的一户农家里，一场拿性命做赌注的“大戏”正在上演，屋里躺着两个男人，一个是在草垛角落里奄奄一息的新四军重伤员蔡永，另一个是不得不冒充“一家之主”的战友王枫，门外那一双双搜索新四军的日伪军眼睛像饿狼一样冒着绿光。 在此刻之前的生死关头，为了保住屋里人的性命，年仅18岁的农家姑娘郭瑞兰心生一计，她没时间害怕，狠狠在自己大腿肉上掐了一把，疼痛瞬间逼出了眼泪，当蛮横的砸门声响起，她没有瑟缩。 反而披头散发地冲了出去，那一嗓子哭喊撕心裂肺：“官爷们行行好吧，当家的得了‘恶病’，是麻风啊，谁进那个屋都要被过上”谁能想到，这几分钟的惊心动魄，保住了一位未来开国将军的命。 此时蜷缩在乱草堆里的蔡永，脑子里嗡嗡作响，头上还缠着渗血的布条，几天前，这位才十二岁就跟着红军爬雪山、过草地的“老革命”遭遇了他军旅生涯中最黑暗的一刻“永萧事变”那个曾和他并肩作战的耿蕴斋等人叛变投敌。 要把他和50多名战友当成向国民党邀功的筹码，就在那个12月13日的凌晨，蔡永带着大伙儿硬是把包围圈撕开了一道口子，但代价惨重，他的头部被子弹击中，是在战友轮流背负下才撑到了郭家这处避风港。 接下来的日子里，邵山村的这间土屋成了蔡永的重生之地，郭瑞兰并不懂什么叫政治委员，也不懂第四纵队的编制，她只认一个理：打鬼子的队伍是好人，不能让好人死了，为了给蔡永退烧，她那双原本只拿锄头的手变得格外轻柔，没日没夜地给他擦拭伤口、喂水喂饭。 蔡永发高烧的时候，这姑娘满山遍野地跑去寻草药，脚底板磨出了血泡也一声不吭，甚至为了让那个“麻风病丈夫”的谎言不被戳穿，战友王枫不得不长时间配合假扮那躺在床上的病人，而郭瑞兰则像个尽职的小媳妇一样在旁周旋。 这种像亲人又超越亲人的照料，把蔡永从鬼门关硬生生拉了回来，等到伤势稍有好转，部队的联络员摸了上来，必须得转移了，临走那天，年轻的蔡永眼眶红透了，他的手紧紧握着郭瑞兰的手，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。 没有什么豪言壮语，他只许下了一个最沉重的承诺：“救命之恩，日后哪怕海角天涯，我也一定回来重谢”郭瑞兰眼里闪着泪花，却只是笑着催他快走，让他多杀敌人，战争的硝烟散去后，蔡永因赫赫战功在1955年被授予了少将军衔，从战火中走出的那个瘦小少年。 终于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。但这并没有让他忘却那个承诺，相反，那是扎在他心头的一根刺，他身居高位，却始终觉得自己欠了永城一位姑娘一条命，而在另一端，郭瑞兰的人生却因为那次义举变得坎坷。 就在蔡永离开后不久，因为被叛徒告密，日军对那个村子进行了疯狂报复，郭瑞兰家也没能幸免，房子被毁，老父亲后来也病逝了，她一个人背着逃难的行囊四处流浪，吃了上顿没下顿，直到战后才重新回到家乡。 她守着几亩薄田，在土里刨食过日子，从一个十八岁的俏姑娘熬成了满脸皱纹的老太太，但她从没跟外人抱怨过一句，更没想过要去哪儿“讨债”蔡永那边也没闲着，只要有机会经过河南或者遇到老战友，他都会打听那个叫郭瑞兰的名字。 可那时候通讯落后，再加上战争造成的流离失所，茫茫人海哪里去找，每一次满怀希望的寻找，最后换来的都是失望的摇头，他常在深夜叹气，甚至对身边的警卫员说：“要是找不到这个恩人，我死都合不上眼”。 时间来到了1983年，已经头发花白的蔡将军开始整理回忆录，无论如何绕不开当年的“永萧事变”他决定哪怕是大海捞针，也要亲自回一趟当年的事发地，这次，在当地政府的大力协助下，那个沉寂了四十多年的名字终于有了回音，郭瑞兰，还活着，就在村里。 当吉普车停在那扇破败的木门前，从车上走下来的老将军脚步有些踉跄，而门内，那个正给猪喂食的老妇人抬起头，眼神有些昏花，两人对视的那一瞬间，时间仿佛倒流回了那个寒风凛冽的冬夜。 “瑞兰妹子，真的是你吗”蔡永的声音在颤抖，郭瑞兰愣了好半天，才敢确认眼前这个威严的老首长，就是当年那个满头是血、躺在她家草垛里的年轻人，眼泪瞬间冲垮了所有的陌生感，两个加起来快一百五十岁的老人，手紧紧握在了一起。 就像四十三年前离别时那样，只是这一次，那双手不再年轻有力，而是布满了岁月的枯藤，坐在漏风的屋子里，蔡永看着郭瑞兰家徒四壁的生活环境，心里酸得像倒了醋，他知道了恩人父亲早逝、自己孤苦无依的遭遇，那个在战场上流血不流泪的硬汉。 此刻却哽咽得说不出完整的话，蔡永没有食言，他当场就提了两件事：第一，必须把郭瑞兰接到城里去，由他来负责养老送终，绝不能让恩人再受一天苦，第二，他要正式认郭瑞兰的儿子做干儿子，把这家人当成自己真正的亲戚来走动。 信息来源：《新四军在苏北》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