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曾预言，毛泽东有可能改变中国的未来。 1912年的长沙，省立一中校长符定一的“辨才”，藏着超越教育者的时代清醒。 千份考卷皆陷“仁义道德”的窠臼，毛泽东《论救国之道》中“舟身百孔，而舟子犹酣睡”的呐喊，让他看见的不是少年文采，而是刺破旧中国麻木的狠劲。那是对家国危局的痛感、对新世界的渴盼。 他连夜召来这个布衫磨破的韶山青年，现场出题考校，两小时雄文落纸后，不仅特许其自由出入图书馆、亲开书单，更将珍藏十年的《御批通鉴辑览》相赠，甚至悄悄接济生活费，这份“识”，是对“改变中国”潜在力量的精准预判。 毛泽东的回应，让这份识遇有了重量。 他不满课程禁锢决然退学，非任性而为，是求索真救国之道。 1925年领导工人罢工遭军阀通缉，符定一冒死托盐商递出润之速离的无字信，此时的护，早已从师生情升华为对时代希望的守护。 这场相遇的深刻，远超伯乐与千里马的传统叙事。 符定一的可贵，在于他跳出了教育者的身份局限，从青年身上看到了破局中国的可能。 毛泽东的成长，也印证了真正的才华从不是孤勇，而是与识者的期待共振。 开国宴上毛泽东敬杯致谢，不仅是谢个人恩情，更是谢那个蒙昧时代里，仍有人愿为青年理想撑一把伞的勇气。 这种“敢信、敢帮、敢护”的精神，恰是中国能从沉疴中重生的重要底气，也为今日的教育者与青年，立住了“相互照亮”的精神坐标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