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1年，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善来到北京，打算收回父亲购置的四合院，但住户拒不承认

1991年，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善来到北京，打算收回父亲购置的四合院，但住户拒不承认，并要求每户赔偿几百万。无奈之下，杜维善只能求助相关部门，那杜维善最后有没有收回房产呢？ 1991年秋，加拿大商人杜维善攥着民国地契踏上北京土地。 他的随行行李箱里除了西装，还塞着杜月笙留下的半本房契、几份公证文书，以及一个台湾律师的联系方式。 这位杜月笙最小的儿子，时隔42年重返故土，不为探亲，只为追回父亲留在东四疙瘩胡同8号的那座四合院。 杜维善的童年是在这座三进三出的四合院里度过的。 1940年代末，杜月笙为京剧名角孟小冬购置此处，青砖灰瓦的院子里，石榴树结着红灯笼似的果子，母亲带着他和姐姐们在廊下学绣花。 那时杜月笙虽常驻上海，却总在北平唱戏季飞来小住。 父子俩在书房对弈，这段记忆成了他最安稳的时光。 1949年全家迁居香港时，杜维善尚幼，地契被卷进信封塞给他：“这是杜家的根，收好了。” 谁也没料到，这一别便是40年。 等他带着地契重返北京，院门推开时，迎接他的不是记忆里的石榴香，而是二十多户人家。 东四疙瘩胡同8号的变迁，是一部微缩的城市史。 1950年代，新中国推行私房公有化政策，这座四合院先是被附近工厂用作仓库，1962年房管局将其分配给20多户职工当宿舍。 住户们用木板隔出小间，原本的垂花门成了公共厨房，正房的雕花木窗拆了装玻璃，后罩房的青石板地被撬走铺路。 40年间，院子挤进了三代人，孩子们在石榴树杈上爬，主妇们在井台边洗衣。 谁也没想过脚下踩着的地砖，曾是杜月笙为孟小冬铺的“安身之所”。 1991年的北京，正值房产改革初期，私产确权成了街头巷尾的热议。 杜维善在加拿大看到新闻，心想“父亲留下的东西，该拿回来了”。 他带着地契直奔东城区，却迎头撞上现实的墙。 住户们压根不认“杜月笙”这个名字，有人拍着胸脯说“这房是单位分的，住了三代人”。 有人撇嘴：“孟小冬？听都没听过，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！” 杜维善这才明白，40年过去，早已让这座院子换了“主人”。 住户们的“统一口径”很明确，要走可以，每家赔几百万安置费。 这不是狮子大开口，而是90年代初北京房价的现实写照。 那时北京二环内房价刚破千元，一套60平米的两居室要六七万，而东四胡同的学区房已炒到两三万一平。 20多户人家，少的住了20年，多的三代同堂，突然让他们搬离，买新房的钱从哪儿来？ 有住户算过账，按当时拆迁补偿标准，每户至少得50万，20户就是1000万，加上租房过渡费，没三千万下不来。 杜维善懵了。 他在加拿大做珠宝生意，资产虽过千万，但三千万赔偿相当于他大半家当。 “这不是钱的事，是父亲留下的念想啊！” 他试图跟住户谈“文化保护”，想把院子改成孟小冬纪念馆。 但却被一口回绝：“谁知道你是不是借名义占便宜？” 律师劝他：“民国地契在新中国不具法律效力，打官司必输，协商是唯一出路。” 可协商的主动权，不在他手里。 求助相关部门的过程，像闯一座迷宫。 档案馆里，馆员翻出1948年的购房契约，红章私印清晰可辨：“户主孟小冬，杜月笙购置。” 房管所工作人员抽着烟叹气：“历史遗留问题，产权不明，我们只管登记，不管确权。” 信访办排了三天队，填了厚厚一沓表，回复永远是“耐心等待协调”。 法院更直接，不受理，理由是“无现行产权证，民国土契无法对接新政策”。 1990年代的房产政策还没理顺历史遗留问题，民国地契、单位分配、住户居住权，三者拧成死结。 杜维善越看越心凉，这房子，拿不回来了。 僵持数月后，杜维善决定放弃收回四合院。 收拾行李那天，他站在胡同口回望，最终明白了比起冰冷的地契，这满院的人间烟火，才是北京城最真实的模样。 回加拿大前，他把地契捐给上海档案馆，让历史学者去研究。 二是整理父亲留下的古董，杜月笙生前收藏的367枚萨珊王朝金币、明清瓷器、名人信札。 这些宝贝在加拿大保险库躺了40年，他挑出最珍贵的萨珊金币，价值3.5亿，直接捐给上海博物馆，没要一分钱。 如今的东四疙瘩胡同8号，早已列入北京老城保护名录。 杜维善再没回过北京。 他在温哥华的家里，挂着一幅四合院的老照片，照片背面写着：“根不在砖瓦，在心里。” 2019年他去世时，遗嘱里特意提到：“把我收藏的杜月笙书信，捐给上海图书馆。” “树高千尺不忘根，水流万里总思源”，杜维善用一生诠释了这句话。 主要信源：（澎湃新闻——钱币藏家、杜月笙幼子杜维善辞世,曾捐上博两千余古钱币 中国金融新闻网——杜维善先生二三事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