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0年，北大才女王承书狠心抛弃丈夫和孩子后不辞而别，从此音信全无。17年后，当满头白发她出现时，孩子们愣住了，随后悲痛大哭：“母亲，您受苦了，您是我们的骄傲！” 1912年，上海一户书香人家添了个女儿，取名王承书。父亲是留学归来的进士，母亲出自扬州何园，家里满柜子中外典籍。 别人家小姑娘玩布娃娃，她最爱钻到书架底下翻书，对数学、物理格外上心。四岁半进私塾，后来考进贝满女中，再到1930年考入燕京大学物理系，成了全班唯一的女生。 在那个“女子学理工”都稀罕的年代，她从不觉得这有什么特别。白天泡在教室和实验室，晚上抱着参考书熬夜啃。 1934年，她以全系第一毕业，拿到象征最高荣誉的斐托斐金钥匙奖，又继续念硕士，1936年拿到学位留校当助教。 战火燃起，她和师生们背着资料，一路从北平辗转南京、武昌、桂林、贵阳，最后落脚昆明的西南联大。别人抢行李，她死死护着那几箱资料。 1939年，她和同样痴迷物理的张文裕成婚，两人最大的浪漫，就是在昏黄灯下推公式、聊问题。 1941年，她争取到美国密歇根大学奖学金。学校有“不收已婚女学生”的老规矩，她凭成绩和推荐信硬生生闯过关，拜在乔治·乌伦贝克门下，专攻气体分子运动论。 1944年，她拿到博士学位，提出“王承书–乌伦贝克方程”，在国际物理界崭露头角，先后在密歇根大学和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任职，看上去一切光鲜而安稳。 可她心里始终惦记着远方那个满目疮痍的国家。1949年前后，她悄悄把多年搜集的书刊拆成三百多包寄回北京。 1956年，她和丈夫带着一箱箱资料回国，进中科院近代物理所任研究员，在北大上课，不久又调入原子能研究所，投身热核聚变理论研究。 1959年，她到苏联原子能研究所实习三个月，回国路上就在火车上翻译聚变专著。紧接着，中苏关系急转直下，专家撤走、图纸带走，中国的核事业被硬生生掐住咽喉。 1960年前后，钱三强来找她，说得很直接：国家要搞高浓铀，苏联人走了，只能靠自己。 她明白，这意味着要离开北京、离开课堂和公开的实验室，更要离开丈夫和孩子；从此之后，她的名字不会再出现在论文和报道里，去向成谜。 那晚，她写下一封很短的信，只说要出远门，让家人保重，没提“原子弹”“铀浓缩”这些字眼。信压在桌角，她提起简单行李轻声关门，等丈夫和孩子看到信时，她已经在驶向西北的路上。 最终，她在戈壁深处的504厂安顿下来。眼前是黄沙、碎石和刺骨的西北风，住的是土坯房，实验室设备简陋，计算全靠纸笔。她带着一群年轻人，从零开始啃气体扩散法，用六氟化铀一点点分离铀235和铀238。 一场沙尘暴突然袭来，黄土灌进厂房，她第一反应不是躲，而是扑过去护住那摞算满公式的记录本，让沙粒在脸上划出血印。 风停了，她拍拍身上的土，又坐回桌前接着算。她对大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：“咱们吃这点苦，是为了以后不再看别人脸色。” 无数次反复实验、调试，1964年1月14日，气体扩散厂终于产出第一批高浓铀，比计划提前，为当年10月16日的那朵蘑菇云，送上了关键燃料。那天，她在戈壁某个角落仰头望向远方耀眼的光团，没有多说一句话。 这一走，就是17年。家里只有一张她早年的黑白照片，丈夫独自把孩子们拉扯大，逢年过节只能对着照片说想念。她那边，守着实验线和管道，把所有情绪都压进厚厚的演算纸堆里。 1977年冬天，她头发已白了一半，悄悄站在北京家门口。门开的一瞬间，孩子们愣住了，眼前这位瘦削的老人，与记忆中那个年轻母亲已经难以重叠。 认出她的那一刻，哭声一齐涌出。她伸出微微发抖的手，把孩子们一一搂进怀里，只一遍遍说：“妈回来了。” 任务逐步解密后，她把能讲的那一段经历，缓缓说给家人听。后来，她没有选择功成身退，又投入到新一代铀同位素分离技术研究中，带着年轻人啃离心、激光分离这些新课题。生活里，她依旧简朴，把积蓄捐给希望工程，说“教育好了，这个民族才有明天”。 1994年，她在北京安静离世，把遗体留给医学，把书和资料留给后人。很久以后，人们才一点点拼出她生命的轮廓：从燕京课堂上的公式，到戈壁深处的管线，再到她悄无声息的背影。 她并非生来披甲的英雄，只是那个年代千万知识分子中的一员。在“国家需要”四个字面前，她悄悄放下了个人、家庭和名声，用一生完成了自己最朴素的心愿——为国家鞠躬尽瘁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