洪武六年（1373年），在淮西朋党领袖、开国第一功臣李善长的推荐下，胡惟庸被任命为右丞相。四年后的洪武十年（1377年）九月，他升任左丞相，成为百官之首，权倾一时。 作为百官之首，胡惟庸在任内表现出极大的权力欲望。他常常不向皇帝请示，就擅自决定官员的生杀黜陟（升降进退）。对于不利于自己的奏报，他则予以截留，不上呈给朱元璋。 他利用职权，在朝中遍植朋党，不遗余力地打击异己。著名的谋士刘伯温（刘基）就曾因与胡惟庸存在矛盾而长期未被重用。洪武八年（1375年），刘基病重，胡惟庸派医生前去探望，刘基服药后不久便去世，此事也成为胡惟庸日后被追查的罪状之一。 胡惟庸的专横跋扈，直接触碰了权力欲极强的朱元璋的底线。早在洪武十一年（1378年），朱元璋就已下令，臣下上奏时不必再“关白”（向中书省报告），这已预示着他对相权的不满和削弱。 洪武十三年（1380年）正月，胡惟庸称其旧宅井中涌出醴泉，此为祥瑞，并邀请朱元璋前往观赏。朱元璋欣然前往，但在行至西华门时，据《明史》等官方史料记载，太监云奇突然拉住缰绳，急不能言，拼命指向胡家。朱元璋察觉事态严重，立即返回。登上宫城后，他发现胡惟庸家上空尘土飞扬，墙道中藏有士兵。朱元璋大怒，当天便以“枉法诬贤”、“蠹害政治”等罪名，处决了胡惟庸、陈宁等人。 然而，关于“太监云奇告密”这一情节，后世史学家考证认为其真实性存疑，可能是正史为强化案件的“谋逆”性质而添加的细节。 胡惟庸死后，案件并未终结，反而在朱元璋的主导下不断升级和扩大化。他先后以胡惟庸“通倭”（勾结日本）、“通元”（勾结北元）等罪名，穷追其党羽。 洪武二十三年（1390年），朱元璋颁布《昭示奸党录》，将开国第一功臣、已退休多年的韩国公李善长也列为胡党，赐死，并诛其家族七十余人。此案最终前后共牵连致死者达三万余人，史称“胡狱”。 胡惟庸案的最终结果，是朱元璋借机废除了宰相制度。在处决胡惟庸后，朱元璋立即下令罢免左右丞相，撤销中书省，将原属丞相的权力分割给六部（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），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。同时，设立殿阁大学士作为皇帝的顾问，但其权力远不及宰相，仅有“票拟”（对大臣奏章提出处理意见）之权。此举标志着中国历史上延续一千多年的宰相制度正式终结，君主专制集权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。 胡惟庸案是明代政治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事件。它不仅是朱元璋加强皇权、巩固统治的重要手段，也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格局。此后，虽然内阁制度在后来的永乐帝时期逐渐形成，但内阁首辅的权力始终无法与古代的宰相相提并论。 关于此案，后世史学家存在诸多争议。明代史学家郑晓、王世贞等人就曾怀疑胡惟庸是否真的谋反。晚明学者钱谦益也指出“云奇之事，国史野史，一无可考”。《明史》也记载“惟庸既死，其反状犹未尽露”，暗示其谋反证据可能并不充分。因此，有学者认为，所谓的胡惟庸案只是一个借口，其根本目的在于解决君权与相权的矛盾，从而彻底废除宰相制度。 "自秦始置丞相，不旋踵而亡。汉、唐、宋因之，虽有贤相，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。" ——《明太祖实录》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