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起醉驾致人死亡案，判决结果却让公众感到“失衡”。湖北汉川，一名男子醉驾（血液酒精含量高达197.48mg/100ml）撞死一名正在“支教”的年轻女教师，最终仅获刑两年六个月。被害人家属因质疑“超速”等关键证据未被认定而申请抗诉，但已被检察院驳回。 这一判决与公众的愤怒之间，横亘着冷峻的法律逻辑。法院量刑的核心依据在于认定了被告的“自首”情节。在法律框架内，自首是法定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。因此，即便醉驾行为恶劣、后果严重，但“自首”的认定实质上大幅降低了刑罚的起点。 家属的质疑与公众的直觉关注点则在于“超速”。在放学时段，车辆高速经过学校路段，这种情节加剧了行为的主观恶性与社会危害性。然而，检察院在说明中明确指出，即便车速鉴定缺失，现有醉驾证据也已足够定罪。这暴露出一个关键问题：在司法实践中，当“醉驾”这一严重情节已然存在时，其导致的“超速”等衍生危险行为，在量刑上可能被吸收或淡化，难以再单独产生显著的刑罚加成。 此案因此成为一个典型的样本：它揭示了基于纯粹法律技术性考量（如自首认定）作出的判决，为何会与基于行为整体恶性（醉驾、超速、在敏感时段路段酿成惨剧）的公众正义观产生尖锐冲突。判决在法律逻辑上或许“正确”，但却未能纾解公众对“罪罚相称”的深刻疑虑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