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位干部曾是我党早期的成员之一，深受周总理的器重。 黄埔一期的毕业证书和青天白日勋章并排陈列，病历本上左手枪伤的记录旁，夹着1952年广州海关的入境申报单。 1927年南昌城头的炮火里，24岁的侯镜如攥着周恩来亲笔写的联络信，子弹擦着耳边飞过。 三天后他把昏迷的首长背出包围圈，自己左手被流弹击穿，留下的伤疤后来总在阴雨天发痒。 谁也想不到十年后，这个在顺直省委教地下党员拆炸弹的年轻人，会穿上国民党少将制服站在喜峰口长城上。 河北保定的练兵场上，他发明的三三制战术让日军吃尽苦头。 当地老乡记得这个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军官，会把战马让给受伤的小兵，自己拄着木棍在雪地里走。 1941年葛沟战斗结束后，他在日记里写歼敌百人，然仓库里的棉衣仍不够弟兄们御寒，钢笔水在仍字上洇出墨团。 锦州战役打响时，东进兵团的作战地图上标着密密麻麻的进攻箭头。 担任司令的侯镜如却每天只派一个团上阵，望远镜里塔山阵地的红旗始终没倒。 深夜电台室里，他亲手译出的电文混着咖啡渍：按原计划行动，勿急。 这个细节在辽沈战役档案里被封存了三十年。 1949年香港的茶楼包间，他把加密电报藏在月饼盒底层。 窗外暴雨敲打着遮阳棚，像极了二十年前南昌起义的雨声。 当广州海关人员打开他的行李箱，发现除了换洗衣物，只有一本翻烂的《孙子兵法》，扉页上知己知彼四个字被手指磨得发亮。 晚年整理旧物时，侯镜如总对着那块怀表发呆。 1952年回归大陆时，海关人员在表盖内侧发现微型胶卷，洗出的塔山阵地部署图现在还能看清铅笔标注的进攻路线。 这种在历史岔路口校准方向的能力，或许正是动荡年代最珍贵的导航仪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