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3年，女科学家吴健雄回国，见到周总理后：我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说，周总理顿了一下，说：“随便说嘛，没有关系！”她咬着唇，声音都有点颤：“我在美国这些年，父母先后去世，我连他们的坟在哪里都不知道，一直放心里难受……” 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二日，中南海一间小餐厅里，几盘家常菜冒着热气。 周总理招呼客人落座，郭沫若、钱学森、刘西尧都在场。 吃到一半，那位从美国回来的女科学家忽然把筷子放下，手指捏着餐巾，声音发抖，先叫了一声总理，又说心里有句话拿不准该不该当面讲。屋子一下安静。 周总理顿了一下，笑着答：“随便说嘛，没有关系。”她咬着唇，说这些年人在美国，父母先后去世，家里经历风波，连坟在哪都弄不清，“这么多年心里一直难受”。那人，就是旅美物理学家吴健雄。 一九一二年，她出生在上海一个殷实人家。 父亲经商，家境宽裕，在老上海算得上体面。社会上一直有个说法，说她后来能做上袁克文的儿媳妇，光这层姻亲关系，就看得出吴家不是寒门。 袁克文是“民国四公子”之一，是袁世凯的第二个儿子，袁家在当时依旧有势力。 家底托得住，她也争气。中学毕业后考进中央大学数学系，黑板上塞满公式，她一道道做下去，心里却总觉得少点味道。物理系实验室灯火通明，她跑去看过几次，人就被勾过去了。 和长辈一商量，再托关系，她从数学系转到物理系。 一九三六年，日本侵华，国内烽火不断，吴家干脆把她送得更远，那年她登上开往美国的船，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继续读书，开始漂泊。 到了美国，她几乎把人锁在实验室里，做实验、记数据。 学位拿到手，凭真本事收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邀请。一九四四年三月，她去哥大任教。 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尾声，美国秘密启动“曼哈顿计划”，要造出原子弹，把各路顶尖物理学家召在一起。 凭着扎实的核物理功底，她参与这个计划，在保密实验室里反复推算和调试。 战后格局重排，中美对立，她和许多华人一样，在一九五三年前后加入美国国籍，比一九七三年那趟回国早了差不多二十年。 媒体在她名字前面加上“美籍华人女物理学家”，学界叫她“东方居里夫人”。 一九七三年前后，她已经是大名鼎鼎的科学家，出门有司机有保姆，住小洋楼，吃洋面包喝牛奶。圈子里聊得最多的，是祖国的消息：谁回去了，谁在北京带学生，钱学森已经回国，新中国一穷二白，要建设、要国防、要科技，那时候国内提起“专家”“教授”，语气里全是尊敬。 这些零零碎碎的消息，一点点往她心里压。 夜深了，灯关上，人躺在床上，脑子还在盘算：这身本事，要不要也拿回去用在那片土地上。 一九七三年，中美关系出现缓和，对许多在美学者来说，像是忽然多出一条回去的路。吴健雄和丈夫商量，决定趁势回国看看。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二日，两人从美国飞抵北京，落地不久就被安排进中南海，才有了那桌看似普通、其实不寻常的饭。 饭桌上先聊科学，也聊中国物理界的打算。 话头拐到家乡，有人问她要不要顺路回去看看，她脸上的笑意立刻收了几分，才有那句“有句话，不知道该不该说”。几十年没回家，父母先后去世，老宅换了主人，坟地在那些年里也挨过折腾，她连往哪条路走都不敢肯定。 周总理听完，沉默片刻，语气放得很轻，让她别太难过，说已经请有关部门设法，在老家的土地上给她父母留一个安稳角落，以后再回来，就有可以祭拜的地方。 从一九七三年这次访华起，回国对她来说不再是大事，而是变成节奏。 隔一两年就回来一趟，进实验室、进课堂，和国内年轻学者面对面聊课题，讲思路，也挑毛病。很多学生后来回忆，这位“东方居里夫人”说话利落，脾气有点急，却愿意把在海外积累的经验一条条掰开讲，把“报效祖国”这四个字落在具体的事情里。 外界提起吴健雄，多半会先说她在物理学上的贡献，说她与某些大奖擦肩而过，说她在实验室里一站就是一个通宵。 一九七三年那桌饭上的几句对话，却让很多人记得更清楚：一个走遍大洋两岸的科学家，对着国家领导人，说自己连父母的坟在哪都不知道，只能用“难受”两个字来形容。 科学成就再高，到了这里，她还是那个离家太久的女儿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