再读株洲火车驶入株洲站的时候，雨正斜斜地敲打着车窗。站台上的人群推搡着，像被无形的手揉捏的面团，从这节车厢涌向那节车厢。我拉下窗玻璃，一股混杂着煤烟、雨水和人体汗味的气息扑面而来。十年前，我也是这面团里的一粒芝麻。大学第一个寒假，K字头的绿皮车在株洲站停了四十二分钟——我记得这个数字，因为当时盯着手表读秒，生怕错过转乘的那趟南下广州的车。车厢里挤得像沙丁鱼罐头，我的行李是一个军绿色帆布包，里面塞着两件换洗衣服和一包母亲硬塞进来的腊肉。邻座的大叔递给我半瓶矿泉水，说：“小伙子，第一次在株洲转车？”我点头。他笑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：“记住咯，出站右拐三百米，有个‘老刘快餐’，五块钱管饱。”我没找到老刘快餐，却在站前广场被一个卖地图的大婶缠住。她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，手指冻得通红，却固执地要把一份1993年版的株洲地图塞给我。“一块，就一块。”她说。最后我用八毛钱买下了它，那张纸后来在雨里糊成了一团。工作第三年，我又来到株洲。这次是陪同事来服装批发市场“淘货”。芦淞市场的招牌在十一月的阴天里泛着铁锈色，楼道里挂满衣服，像倒悬的森林。我们在一家档口前停下，老板娘正用计算器飞快地敲着数字，头也不抬：“牛仔裤二十五，T恤十五，十件起批。”同事蹲下身翻捡，我靠在门框上，看见对面二楼一个中年男人正把一捆捆衣服从窗户吊下来，绳子勒进他肩膀的肉里。他突然抬头，我们的目光在空中碰了一下，他咧嘴笑了，露出一口和十年前那个大叔相似的黄牙。“军区的同志吧？”他喊。我一愣，低头看自己身上便装——没有任何标识。他指了指我的鞋：“这皮鞋，只有机关的人还穿这么亮。”那是2007年，我来株洲对军分区和预备役部队进行年度军事训练考核。考核组住在八一招待所，房间里的热水器时好时坏。考核进行到第三天，一份关于训练成绩的争议材料摆到桌上——有人匿名举报数据造假。会议室烟雾缭绕，主位上的领导一根接一根抽烟。窗外是株洲的夜，灯火零零散散，像被随意撒在地上的碎金子。最后决定：暂缓评定，补充核查。散会时已是凌晨两点，我走到院子里透气，看门的老大爷递来一支烟：“你们这些上面来的，一句话就能决定下面人一年的心血。”我接过烟，没点。2017年军改的消息像一场无声的海啸，席卷每个穿军装的人。名单下来那天，我正在整理移交文件。机关处长都下去锻炼，我是后备干部，更应带头，第一方案是到株洲任职，我却自认为湘潭更近我更熟悉，要求调整。其实多年后，真的有些后悔。我偷偷查过株洲的资料，知道那里有湘江穿过，有炎帝陵，有亚洲最大的硬质合金生产基地，比湘潭面积更大人口更多。妻子看出我的心思，指着地图说：“你看，株洲和湘潭一样，到长沙高铁只要二十分钟。”她不知道的是，有些错过不是距离可以弥补的。而现在，我又来了。以财政督导组成员的身份，住在离火车站三公里的一家宾馆。每天早晨，我步行到市财政局，穿过一条两边都是梧桐树的老街。叶子黄了，落在湿漉漉的人行道上。督导座谈会的间隙，我去走廊尽头的开水间打水。一个年轻干部跟进来，犹豫了一下，问：“领导，您以前是不是来过株洲？”“为什么这么问？”“您刚才在会上提到芦淞市场的转型升级，数据比我们准备的还细。”他不好意思地笑笑，“而且您说话带点长沙口音，但又不太一样。”我捧着保温杯，看热气在眼前升腾。“来过几次。”我说，“每次身份都不一样。”督导最后一天，我提前结束了工作，沿着湘江边散步。江面上有货船缓缓驶过，拉响汽笛。对岸的高楼玻璃幕墙上，反射着下午三点的阳光。我突然想起那个卖地图的大婶，那个吊衣服的男人，那个看门的老大爷——他们是否还在这座城市的某个角落，过着我不再知晓的生活？手机震动，是妻子发来的微信：“什么时候回来？女儿说想你了。”我拍了一张江景发过去。几分钟后，她回复：“这地方，你好像总也绕不开。”是啊，绕不开。株洲于我，像一本被反复打开又合上的书，每次阅读都能发现新的批注，却又永远无法读尽。火车站的煤烟味，批发市场的喧嚣，考核时的凝重，错过的遗憾，还有此刻江风拂面的平静——所有这些瞬间叠加在一起，构成了我与这座城市的全部叙事。回宾馆的路上，我特意绕到火车站。广场翻新了，老刘快餐的招牌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家连锁便利店。但在角落的报亭旁，我看见一个穿蓝布衫的老人，面前摆着几份地图。我走过去，他抬头，脸上皱纹如湘江的水纹。“地图怎么卖？”“五块。”他说，“最新版的，有地铁线路。”我递过去十元：“不用找了。”他执意要找零，从腰间的小包里翻出皱巴巴的五元钱。接过地图时，我的手指碰到他龟裂的皮肤，冰凉。雨又下起来了，淅淅沥沥。我展开地图，看见密密麻麻的街道像血管一样延伸。这座城市还在生长，就像我们每个人生命里的那些中转站、路过地、是非处、错过点——它们从不曾静止，只是等待我们下一次的抵达与重读。远处，又一列火车进站了。汽笛长鸣，穿过雨幕，穿过三十年时光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