莫秀英（1900年-1947年），女，陈济棠夫人，又名莫五姑，原籍广东茂名市高州县分界镇芝良坡村。 1947年深秋的湛江，湖光岩的榕树落了满地金黄。一辆灵车缓缓驶过，道旁挤满了自发吊唁的百姓——白发老农捧着新收的稻谷跪在路边，穿粗布衫的孩童举着“莫夫人走好”的木牌，连远处渔船上的渔民都停了桨，朝着灵车的方向撒下一把把纸钱。 谁能想到，这个让万人痛哭的“广东之母”，早年竟是被夫家扫地出门的“赔钱货”？12岁被迫嫁人，6年未孕，婆家骂她“不下蛋的鸡”，一纸休书扔在脸上。娘家觉得丢脸不肯收留，她攥着那纸休书在村口哭到天黑，最后咬咬牙走进戏班，靠唱粤曲讨生活。戏服磨破了袖口，嗓子唱哑了就含着盐水练，18岁那年，戏台上《荔枝颂》的唱腔清亮，台下坐着个穿军装的年轻连长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她。 这个连长就是陈济棠。听完班主讲她的遭遇，这个后来的“南天王”当场拍了桌子：“我娶的是莫秀英这个人，不是会下蛋的工具！”新婚夜，他把休书烧成灰，说“过去的事，随烟散了”。谁也没料到，这场不顾世俗的婚姻，不仅让她接连生下11个孩子，更让她骨子里的善良和韧劲，在广东这片土地上扎了根。 陈济棠主政广东时，莫秀英从没把自己当深宅里的摆设。看着报纸上“全省粮荒”的消息，她直接把十几个官太太堵在牌桌上：“百姓快饿死了，你们还在摸牌涂口红？”第二天，“夫人督农团”的旗子就插在了荒田里，她第一个脱了鞋袜跳进泥水里插秧，泥浆溅了满身也不管，反倒是娇滴滴的张太太刚下田就喊救命，被她瞪着眼骂回去：“这点泥都怕，怎么对得起田里的稻子？” 她办的“女子耕读学校”火遍广东乡下。课堂设在祠堂，白天教姑娘们认字、打算盘，黑板上写着“一粥一饭当思来处”；下午就扛着锄头去试验田，教她们选谷种、养蚕宝宝，毕业时每人发张“农业技术员证书”——那时候的农村姑娘，哪见过自己名字印在纸上的样子？ 更让人记挂的是她对孩子的上心。听说偏远山村的娃娃们趴在泥地上写字，她拉着陈济棠的袖子不松手：“三年，给我三年时间建学校！”结果三年里，400所小学像雨后春笋般冒出来，60多所中学跟着立起校牌，连中山大学的校舍扩建，都有她带着工匠丈量土地的身影。有老教师回忆，她去学校考察，总要摸一摸孩子的棉衣够不够厚，问一句“中午的粥熬得稠不稠”。 1930年代广东闹旱灾，河床裂开的口子能塞进拳头。莫秀英把自己的嫁妆银镯全当了，换来3000石粮食，亲自带着人踩着发烫的泥路送粮。走到一个村子，见个瘦得只剩皮包骨的孩子晕在路边，她当即让随从杀了自己唯一的补品老母鸡，蹲在灶台边盯着火，直到鸡汤熬得发白才喂给孩子——那天她自己，只喝了一碗野菜汤。 香港沦陷那年，日本人想拉陈济棠“合作”，她连夜把家里的抗日报纸铺在桌上，指着“汉奸汪精卫”的名字问丈夫：“你想让孩子们以后抬不起头吗？”带着全家逃回高州杏花村时，行李箱里没装几件衣服，倒塞满了给难民治病的草药。蛰居乡下那几年，她照样开仓放粮，组织妇女做军鞋，连自家后院的荔枝树都砍了，说“卖了钱好送前线战士买枪”。 1947年秋天，47岁的莫秀英在病榻上咽了气。消息传到广州，学生停课去送葬，挑着担子的货郎把担子一放就跟着灵车走，连素未谋面的渔民都划着小船在江面上撒纸钱。陈济棠在悼诗里写“丧我贤良伤肺腑”，可百姓心里都清楚，他们哭的哪里只是陈济棠的“贤良”？ 是那个在泥田里插秧的官太太，是那个给孩子喂鸡汤的“活菩萨”，是那个把“赔钱货”的标签撕得粉碎，用一辈子告诉世人“高贵从不在出身”的莫五姑。 她的墓在湖光岩，如今常有老人带着孙子去献花，指着墓碑说：“看，这就是让我们广东人在乱世里有饭吃的莫夫人。”风穿过墓前的松柏，像极了当年她在戏台上清亮的唱腔，只是这一次，听戏的人，再也舍不得她散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