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0年，打入日伪内部的刘人寿，正用电台给党组织发报，几名日军突然冲了进来，他们推开刘人寿，又抄下了电台的呼号和波长 电台的真空管还在发烫，发报机键盘上的指尖刚落下最后一个字符，日军的皮靴就踩碎了房间里的寂静。刘人寿被狠狠推搡到墙角，额头撞在青砖上，火辣辣地疼。 他余光瞥见领头的日军军官正用钢笔记录着电台参数，心里咯噔一下——这台电台连接着上海地下党整个情报网络，呼号和波长一旦被日军破解，潜伏在各个岗位的同志都将面临灭顶之灾。他的手悄悄摸向腰间，那里藏着一把勃朗宁手枪，枪膛里只有三发子弹，更要命的是，口袋里还装着一份未销毁的联络名单。 刘人寿能打入日伪“76号”特务机关，靠的是过人的胆识和精密的伪装。1937年上海沦陷后，22岁的他放弃了沪江大学的学业，瞒着年迈的母亲加入地下党。组织看中他精通英语和日语，又熟悉上海的街巷布局，派他潜伏进“76号”担任电讯科译电员。 为了取得信任，他刻意装作贪生怕死的样子，每次特务行动都躲在后面，暗地里却把日军的扫荡计划、特务名单源源不断地传递给党组织。有一次，他冒着暴露的风险，在译电时故意错译了一个关键坐标，让日军的“清剿”行动扑了空，挽救了三十多名游击队员的性命。 此刻，日军的手电筒在房间里乱扫，翻箱倒柜地寻找证据。刘人寿的大脑飞速运转，他知道日军一旦核实呼号，不出两小时就会对所有联络点展开抓捕。 他趁日军注意力集中在电台上，悄悄将口袋里的联络名单揉成纸团，塞进嘴里用力咀嚼。纸浆的涩味呛得他直咳嗽，一名日军士兵察觉到异样，举着枪冲过来按住他的下巴，想要把纸团抠出来。刘人寿死死咬紧牙关，任由士兵的拳头砸在胸口，直到纸团咽进肚子里，才松了口气。 “你的，什么的干活？”日军军官用生硬的中文呵斥，手里的军刀架在了他的脖子上。刘人寿强作镇定，扯出一个谄媚的笑容：“太君，我只是个修电台的技工，这台机器是替朋友保管的，我不知道什么呼号波长。”他故意说得结结巴巴，装作吓得魂飞魄散的样子。可日军显然不信，军官挥了挥手，两名士兵立刻上前，用麻绳将他捆得结结实实，押着他走出房门。 街上的路灯被日军的探照灯照得惨白，刘人寿被推上一辆卡车，车厢里挤满了被抓捕的中国人。他看到角落里蜷缩着一位白发老人，正是负责接收他情报的交通员老陈。两人交换了一个眼神，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决绝。刘人寿知道，老陈身上一定也带着重要情报，他必须想办法让老陈有机会销毁证据。 卡车行驶到一个拐角时，刘人寿突然挣扎起来，大喊着“我要上厕所”，趁士兵拉扯他的间隙，用肩膀狠狠撞向老陈。老陈心领神会，顺势摔倒在地，悄悄将藏在发髻里的密写药水倒进了嘴里。 被押到“76号”审讯室后，刘人寿经历了最残酷的折磨。日军用烙铁烫他的手臂，用竹签扎他的指甲，还把他扔进灌满冰水的地窖。每次昏迷醒来，他都只重复一句话：“我只是个修电台的，什么都不知道。”他心里清楚，只要自己多坚持一分钟，组织就能多一分时间转移。 审讯他的日军军官见他不肯招供，便拿出抄录的呼号，威胁要立刻对所有关联电台展开搜捕。刘人寿表面上吓得浑身发抖，心里却在盘算——他发报时故意在呼号末尾加了一个无关字符，日军按这个参数呼叫，根本联系不上任何同志，这短暂的延迟，就是他为组织争取的生机。 三天三夜的审讯下来，刘人寿浑身是伤，却始终没有吐露半个字。日军见从他嘴里挖不出情报，又查不到电台的实际用途，只好将他关进看守所，等待进一步核实。就在他以为要被困在这里时，一天深夜，牢房的铁门突然被悄悄打开。进来的是地下党营救小组的同志，他们告诉他，组织收到了他故意发出的错误信号后，立刻启动了紧急撤离方案，所有联络点都已安全转移，老陈也在被关押期间趁乱逃脱。 刘人寿被营救出来后，身体还没完全康复，就主动要求回到工作岗位。他换了一个新的身份，潜伏进日伪的物资管理处，继续为党组织传递情报。抗战胜利后，他又投身到解放战争中，直到全国解放，才敢回家看望母亲。此时的母亲已经双目失明，却凭着声音认出了他，颤抖着抚摸他身上的伤疤，泪水打湿了他的衣襟。 刘人寿的故事，是无数地下工作者的真实写照。他们在敌人的心脏里潜伏，每天都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，用智慧和勇气为革命事业传递着关键情报。他们没有光鲜的外表，没有响亮的名号，却在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上，用生命守护着组织的安全。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默默奉献和英勇牺牲，革命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。 如今，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，早已远离了战火纷飞的岁月，但这些地下工作者的精神永远不会过时。他们的忠诚、勇敢和智慧，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，激励着我们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，始终保持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。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？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