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2年，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孙玉国被转业，从高级军官降级为普通岗位，抵达沈阳的那一刻，他的心里百感交集 孙玉国1941年生在沈阳，父亲早早离世，母亲独自拉扯几个孩子，他念完初中就被分到冶金机械厂，当起车间工人。轰鸣的机床前，他学会了看图纸、操作设备，也学会了跟工友们互相搭把手完成任务。1958年的那个夏天，他每天在油污和铁屑里忙碌，心里却惦记着更大的世界。 1961年，他穿上军装参军，先到辽宁省公安总队服役，不久调往黑龙江边防部队。虎饶边防站的冬天冷得刺骨，巡逻路上常常风雪扑面，他和战友一步一步踩在冰面上，却没退过。 1963年底，他在哨所里举起手庄严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从文书、司务长干起，肩上的责任一点一点加重。 六十年代中苏关系恶化，珍宝岛成了火药桶一样的存在。早在1967年，苏军便频频越界挑衅，几乎每年都要闹出十几次事端。 1968年他们越过边界袭击中国渔民，造成重大伤亡，还用装甲车强占小岛。那时国内运动风起云涌，边境上也被推到风口浪尖。1969年，上面下令，对方先开枪，就必须坚决还击。 就在这一年，刚新婚不久的孙玉国告别妻子，匆匆奔赴前线。他已经是边防站站长，肩负着一段边境线的安危。一次登岛巡逻时，苏军先发制人，子弹打得冰雪飞溅，我方人数严重处于劣势，他只得边战边撤，被逼到无路可退时，他端枪做好与阵地共存亡的准备。 枪声一响，他一边组织还击，一边与附近侦察分队协同，终于打退了敌人，苏军剩余兵力驾着装甲车仓皇撤回。珍宝岛随即被推到国际舆论中心，两国在岛附近不断增兵，苏方源源不断调来重武器，中方则在岛上构筑工事，布设反坦克雷场和火力点。 不久之后，苏军再次登岛，小股部队闯入我方巡逻区。孙玉国干脆把自己和巡逻分队当作诱饵，引他们一步步深入我军预设阵地，对方还没回过神就遭到密集火力打击，偷袭变成一场失败的试探。愤怒的苏军隔江猛轰，岛上一时间炮声连绵，中国军人顽强还击，打出了新中国在边境上的骨气。 战后，孙玉国荣立一等功，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，作为代表参加九大，在会上讲述战斗经过。那次在北京的大会规格极高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全部到场，他在台上回忆珍宝岛的日日夜夜时，毛泽东几度站起鼓掌。 会后，他走到主席台前敬礼，毛泽东起身握住他的手，这个来自北疆的边防军人第一次真切感到，自己和战友流的血，被整个国家记住了。 荣誉很快转化成职务上的提升。七十年代初，他升任边防团团长，又被任命为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，三十三岁调入沈阳军区担任副司令，成为那一梯队里最年轻的一员。 可风云很快转向，文革结束后，因为复杂的历史问题，他被停职审查，1977年正式被撤销副司令职务。此后几年，他不停写申诉信，终究未能改变组织决定。八十年代复查仍维持原结论，他以正团职离开部队，连同年轻时在雪地里踩出的脚印，一并划上句号。 1982年，他拎着行李和几本管理书，从军区机关走进沈阳郊外一座国营机械厂，当上副厂长。破旧的写字台、掉漆的铁柜，让这个曾指挥过实战的军人一下意识到，眼前是另一场硬仗。 他把厂区平面图贴满宿舍墙，比工人来得更早，在铸造车间跟老师傅学，在质检科看分析报告，夜里对着账本和工艺流程琢磨到很晚。 接到大批农机配件订单时，他干脆把行军床搬进车间，和技术骨干一起吃住在厂里。模具合格率不高，他就照着当年复盘战斗的法子，逐环节排查原因，几个月后，这家原本只能接零散活的小厂，拿下了全省的年度供货合同。 后来他又被调去化工厂、电子厂，一次次在亏损边缘拉回半条命，用的还是军人那套习惯，先摸清地形，再冲在最前面。 企业改制的浪潮涌来时，他已步入花甲，自觉不能再占着年轻人的位置，主动申请退休。脱下军装许多年，他依旧保持早起上路的习惯，只是从通勤车窗外掠过的田野，悄悄换成了别的风景。 2002年，年近老年的孙玉国又一次踏上珍宝岛。冰雪封江，风吹得人睁不开眼，他在战友的墓前站了很久。迎风飘扬的红旗，和当年硝烟中的旗帜几乎没有区别，他的眼圈慢慢红了，对身边的人说，将来自己走了，也要埋在这里，和他们一起守着这片国土。 从车间工人到边防英雄，从军区副司令到基层厂长，这一生起落很大，但无论在枪林弹雨中指挥战斗，还是在机器轰鸣中抢订单，他始终把“守护”当成自己的位置。珍宝岛上的积雪会融化，又会再次覆盖，而他和战友们在那片岛上留下的脚印，却实实在在刻进了这个国家的边境线上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