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3年，大汉奸刘儒明活埋新四军侦察员，师长罗炳辉亲自下令除掉他，张士根认为杀个汉奸能有多难，可当他领到任务时，却傻眼了。 津浦路西的夜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，风里带着一股子土腥味和隐约的火药味。张士根蹲在师部那间低矮的草棚里，听完敌工科长的交代，半天没吭声，只觉得嘴里发苦。他可是师部侦察排的老手了，摸过鬼子哨兵，端过伪军炮楼，身上大大小小的伤疤就是他的履历。杀个汉奸？在他看来，跟摸只夜猫子差不了多少。 可这回，真不一样。 科长把一张模糊的照片推到他面前，上面是个肥头大耳的中年人，穿着绸衫，戴着礼帽，一脸假笑。刘儒明，定远县西边刘家圩子的地主，如今是鬼子“维持会”的副会长，手里攥着几十号武装乡丁，凶得很。 最让罗炳辉师长震怒的是，这人前些天亲手活埋了我们两个深入敌区侦察的同志，手段极其残忍。师长拍了桌子，命令很干脆：“挖掉这颗毒牙！要快，要准！” “就这？”张士根当时心里还嘀咕，“找个机会，一枪或者一刀的事儿。” “你要是这么想，这任务趁早换人。”科长看穿了他的心思，手指重重地点在照片上，“这小子知道自己缺德事做绝，怕死怕得要命！他根本不住在自家大宅，那是个幌子。 他每天晚上睡觉的地方，连他亲爹都未必清楚。身边随时跟着八个护院，都是重金雇来的亡命徒，枪法不赖。白天他要么缩在鬼子据点边上转悠，要么坐在有钢板夹层的轿子里，你步枪子弹都未必打得穿。” 张士根脸上的轻松表情一点点消失了。 “还有，”科长压低了声音，“线报说，这人狡猾得像狐狸。他找了三个体型相貌差不多的替身，时不时扮成他的模样，在不同的地方露脸。真的刘儒明到底躲在哪个乌龟壳里，我们现在也摸不准。你看到的，都不一定是真的。” 张士根这才真有点傻眼了。这哪是杀个汉奸？这简直像是在一堆几乎一样的鸡蛋里，找出唯一那个已经臭了的，还得在无数眼睛盯着的时候，精准地把它敲碎。硬闯？那是送死。远距离狙杀？你连哪个是真目标都无法确定。传统的侦察刺杀手段，在这个怕死鬼身上，似乎都失了效。 接下任务的那几天，张士根带着一个精干的队员，化装成贩山货的、逃荒的，把刘家圩子外围摸了一遍又一遍。他们看见过“刘儒明”大摇大摆进出维持会，也看见过“他”在酒楼包厢窗口闪过侧脸，甚至有一次，另一个“刘儒明”还坐着轿子去了一趟鬼子炮楼。 每个都像，每个身边的护卫都严密得令人头疼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压力像石头一样压在张士根心上。他不是怕死，是怕完不成任务，愧对牺牲的同志，更愧对师长的信任。 就在几乎无计可施的时候，一个差点被忽略的细节引起了张士根的注意。他们发现，那几个“刘儒明”虽然露面的时间地点不同，但其中有一个，每隔两三天，总会在黄昏时分，坐着一顶不起眼的小轿，往镇子西北角一个孤零零的、看起来半废弃的油坊去一趟，停留不到半小时就离开。 护卫反而比其他时候要少一两个。更关键的是，这个“刘儒明”每次从油坊出来，上轿前总会不自觉地左右瞥一眼，那个细微的紧张神态，和其他几个替身的刻意张扬不太一样。 “油坊？”张士根心里亮了一下。那地方靠河，地形复杂，万一有事，从水路或荒滩逃跑都方便。而且，谁会天天惦记着一个破油坊？除非那里有他必须亲自处理、又不放心让别人知道的东西。 他们冒险抵近侦察，发现油坊后面连着一片荒芜的祠堂，结构很怪，像个迷宫。张士根判断，真的刘儒明，很可能就藏在这个看似不安全、实则狡兔三窟的油坊祠堂复合体里。那几个高调露面的替身，纯粹是吸引火力的障眼法。 行动那天晚上，没有强攻。张士根带着几个人，凭借高超的潜行技巧，像影子一样从河滩摸进了油坊后院。他们屏住呼吸，听着里面隐约的麻将声和谈笑声。一个护院出来小解，被干脆利落地解决掉。顺着护院来的方向，他们找到了祠堂侧间一个极其隐蔽的暗门。 破门而入的瞬间，里面那个正对着账本、一脸惊愕的胖子，才是真正的刘儒明。那张脸在煤油灯下，因为极度的恐惧而扭曲，和照片上的假笑判若两人。他身边只剩两个打瞌睡的护院，枪都没来得及举起。 任务完成了，干净利落。罗炳辉师长听了汇报，只说了句：“干得好，脑子比枪杆子更顶用。” 但这件事给张士根，也给当时很多从事隐蔽斗争的同志，上了深刻的一课。锄奸，远不只是简单的“杀”。当敌人变得狡猾，当恐惧让他们不惜工本地为自己打造层层盔甲时，斗争的形态就变了。它考验的不再仅仅是勇气和枪法，更是极致的耐心、细致的观察、冷静的判断，以及从无数虚假线索中剥离出唯一真相的智慧。 刘儒明用替身、玩躲藏，恰恰暴露了他内心最深层的虚弱。而战胜这种敌人，需要的是另一种形式的“挖根”，挖掉他赖以生存的诡计和侥幸心理。这场无声的较量，其凶险与复杂，一点也不比正面战场上的冲锋逊色。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？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