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8年，民政部部长程子华刚刚下班，回到家中，得知：“1位红军时期的老部下登门探望了。”一见面，老部下眼含热泪讲：“老首长，您还认识我吗？这次我登门，是求您给我写份红军时期的历史证明材料，我说的他们不信啊。” 程子华握住对方的手，指尖触到满是老茧的掌心，眼眶瞬间热了。眼前的人头发花白，颧骨高耸，蓝布褂子洗得发白，胳膊上还打着块补丁——这模样，和记忆里那个机灵的小通讯员李老栓渐渐重合。“怎么不认识！”他声音发颤，把人往屋里让，“当年过草地，你背着药箱跟在队伍最后，饿晕了还攥着半块青稞饼不肯吃，说要留给伤员！” 李老栓猛地蹲在地上，双手捂着脸呜呜哭起来。六十出头的人，哭得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。程子华递过毛巾，听他断断续续讲完这些年的遭遇。1935年，李老栓在一次反围剿战斗中被流弹击中腿部，留在当地老乡家养伤，伤好后部队已经转移，从此和组织失去联系。这些年，他在大山里种地为生，从没对人提过红军的经历。 直到1978年，各地开始落实老干部政策，儿女们劝他去申报待遇，也好让家里日子宽裕些，他才鼓起勇气找当地民政部门，可没人相信一个庄稼汉曾是红军战士——没有档案，没有证人，仅凭口头陈述，怎么证明那段烽火岁月？ “我拿出当年部队发的铜号，他们说那是普通农具；我讲起跟着您打腊子口的经过，他们说我是编故事。”李老栓抹着眼泪，从怀里掏出个用油纸包着的小本子，“这是当年您给我写的入党介绍，纸都烂了，我一直藏在房梁上。”程子华接过本子，泛黄的纸页上，字迹早已模糊，但“李老栓同志忠诚勇敢，堪为党员表率”这行字，依然能辨认出是自己当年的笔迹。 那一刻，程子华心里又酸又沉。他太清楚，像李老栓这样的老战士，全国还有不少。革命战争年代，他们抛头颅洒热血，有的牺牲在战场上，有的失散在转移中，有的隐姓埋名扎根基层。和平年代，他们从不居功自傲，可当政策落实时，却因为缺乏证明材料处处碰壁。这些人的经历，不是冰冷的档案，而是活生生的历史，是用生命书写的忠诚。 程子华没有丝毫犹豫，当即铺开纸砚。他没有急着写证明，而是先详细询问了李老栓当年所在的连队、指导员的名字、参与过的战斗细节。这些细节，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说得如此具体——比如连队的炊班长是个河南人，总爱把红薯烤得焦香；比如打腊子口时，他们班负责掩护，战士们趴在雪地里，眉毛都结了冰。 核实完所有情况，程子华提笔写道：“李老栓同志系红军长征时期老战士，1933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，曾任红二十五军通讯员，参与过鄂豫皖苏区反围剿、长征等重要战役，作战勇敢，对党忠诚。1935年因伤与组织失去联系，始终坚守党员本色，未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。本人以党性担保，所述情况属实。”落款处，他郑重签下自己的名字，按下鲜红的手印。 写完材料，程子华又拿起电话，直接打给当地民政部门负责人。“李老栓同志是我当年的老部下，他的历史我清楚。”他语气坚定，“革命年代，这样的同志为党和人民付出了太多，我们不能让他们寒心。落实政策，既要讲规矩，更要讲良心，要带着感情去核实，去求证，不能让英雄流血又流泪。” 挂了电话，程子华看着李老栓，缓缓说道：“老伙计，材料你拿着，他们要是还不认可，你再来找我。”李老栓捧着证明材料，双手发抖，对着程子华深深鞠了一躬：“老首长，您救了我，也救了我们全家啊！”程子华扶起他，心里却在想，这哪里是救他，这不过是还给英雄应有的尊重。 那段时间，程子华在民政部多次强调，落实老干部政策，要“多一份耐心，多一份细心，多一份同理心”。他要求各地民政部门，对于缺乏档案证明的老战士，要通过走访调查、寻找战友、核实历史事件等方式，尽可能还原事实真相。在他的推动下，不少像李老栓这样的老战士，都顺利拿到了应有的待遇。 其实，证明材料能证明的，只是一段历史，却证明不了这些老战士心中那份永恒的忠诚。他们当年参军，不是为了日后的待遇；他们隐姓埋名，不是为了等待名利。他们只是记得，自己是红军战士，是共产党员，要为老百姓谋幸福。这份纯粹的信仰，比任何证明材料都更有分量。 今天，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，早已不需要像前辈们那样浴血奋战。但我们不能忘记，现在的幸福生活，是无数像李老栓这样的革命先烈用青春和生命换来的。尊重他们，不仅是落实政策、给予待遇，更要铭记他们的事迹，传承他们的精神。不要让历史的尘埃，掩盖了英雄的光芒；不要让岁月的流逝，冲淡了我们对英雄的敬畏。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？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