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29年深夜，青岛一间民房里，地下党员丁惟尊正和叛徒王复元密谋。他已叛变投敌，约定黎明时分带敌人去高密火车站，抓捕前来接头的四名地下党。这话恰好被端茶路过的妻子傅玉真听见，她强压心头震惊，装作无事退回厨房。片刻后，她走到丁惟尊身边，语气自然：“嫁过来两年没回高密娘家，明天跟你顺路，带我一起去火车站吧？”丁惟尊没多想便答应，他不知道，妻子这趟“省亲”，藏着怎样的惊天计划？ 谁能想到，傅玉真压根不是普通家庭妇女！她17岁就跟着哥哥参加革命，1927年入党后一直在青岛做地下交通员，嫁给丁惟尊本就是组织安排的“革命伴侣”，两人平时一起传递情报、掩护同志，她的警惕性比丁惟尊还高。听见“抓捕地下党”那刻，她端着茶杯的手都在颤，滚烫的茶水溅到虎口也没察觉——她太清楚王复元的底细了，这个前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，手里握着全省地下党的联络名单，叛变后已经害得十几个同志被捕牺牲，现在丁惟尊跟着他干，这是要把高密的同志往死路上送啊！ 退回厨房后，她对着水缸大口喘气，指尖抠着缸沿发白。不能硬拦！丁惟尊已经铁了心叛变，硬碰硬只会被他控制，到时候连报信的机会都没有。“省亲”是她急中生智的缓兵之计，她知道高密火车站的接头时间是黎明后半小时，从青岛到高密坐火车要两个小时，只要能跟着上车，就有机会在路上传递消息。她赶紧从灶台下的砖缝里摸出一个小纸团，那是之前组织交给她的应急联络暗号，用灶灰混水在纸上写了“王、丁叛变，高密接头取消”，塞进发髻里，又把围裙上的补丁缝了两针，确保纸团不掉落——这动作她练过无数次，每次传递紧急情报都这样，早就成了本能。 丁惟尊睡得沉，根本没发现妻子的异常。第二天凌晨，两人跟着王复元和几个特务上了火车。傅玉真故意坐在靠窗的位置，把发髻对着过道，眼睛死死盯着沿途的站点——她知道胶济铁路沿线有好几个地下交通员，只要能碰到一个，就能把消息传出去。火车到潍县站停靠时，她看见站台上卖豆浆的老张，那是组织上安排的交通员，赶紧借口“晕车要吐”，拉着丁惟尊下车透气。丁惟尊不耐烦地站在车门边抽烟，她趁机走到老张身边，假装买豆浆，把发髻里的纸团塞进老张手里，压低声音说：“高密，快！”老张是老革命，一看纸团就懂，立马转身钻进人群，傅玉真这才松了口气，后背的衣服都被冷汗浸湿了。 到了高密火车站，丁惟尊跟着王复元带着特务埋伏在站台柱子后面，眼睛盯着进站口。傅玉真故意凑过去，拉着丁惟尊的胳膊抱怨：“说好带我回娘家，怎么站这儿不动？我娘还在车站等着呢！”她声音故意提得高，就是想让可能出现的同志听见异常。丁惟尊不耐烦地推开她：“别瞎闹，正事办完就带你去！”可等了快一个小时，接头的四名地下党始终没出现——他们早就收到老张传递的消息，提前转移了。王复元起了疑心，盯着傅玉真问：“你是不是搞了鬼？”傅玉真立马红了眼眶，对着丁惟尊哭：“你看看他！平白无故怀疑我，我跟着你受苦受累，还落得这个名声！”丁惟尊觉得妻子没必要撒谎，反而劝王复元：“她一个妇道人家，懂什么？可能是消息走漏了。” 其实傅玉真心里比谁都清楚，这一趟赌对了！她知道丁惟尊骨子里还有点大男子主义，觉得女人不懂政治，所以才敢大胆演戏。可她也明白，经此一事，丁惟尊迟早会怀疑自己，她必须尽快脱身。当天晚上，趁着丁惟尊睡着，她偷偷收拾了几件衣服，带着组织交给她的另一个联络暗号，连夜离开了高密，辗转回到青岛市委。后来组织上根据傅玉真提供的线索，知道了丁惟尊和王复元的活动轨迹，1929年8月，地下党员张英在青岛将王复元击毙，丁惟尊也在同年11月被组织处决。 说句实在的，傅玉真这姑娘太了不起了！面对丈夫的叛变，她没有犹豫，没有被个人感情牵绊——她心里清楚，叛徒多活一天，就有更多同志会牺牲。1929年的青岛，白色恐怖有多严重？史料记载，当时中共青岛市委机关先后三次被破坏，近百名地下党被捕，很多人连名字都没留下就牺牲了。傅玉真的冷静不是天生的，是无数次在生死边缘摸爬滚打练出来的，她藏在发髻里的纸团，不仅救了四名同志，更保住了高密的地下交通线。反观丁惟尊，身为共产党员，经不起敌人的威逼利诱，背叛信仰、背叛同志，最终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，这就是叛徒的必然结局！ 当时百姓的苦难，从地下党只能在深夜秘密活动、用灶灰写字传递情报就能深切感受到，可就算环境再险恶，像傅玉真这样的革命者从来没退缩过。他们不是超人，只是把对国家、对人民的爱，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。傅玉真后来继续从事地下工作，直到全国解放，她的事迹被收录在《青岛革命史料》里，成为后人铭记的英雄。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?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