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湾去年公开了一批旧档案，澄清了陈宝仓身份。很多人说他是“东海小组”成员，但文件显示他实际属于民革华南局，和吴石将军的华东局没关系。 这份迟到数十年的档案解密，不仅还原了一段被混淆的历史，更让一位隐蔽战线的烈士形象愈发清晰。长期以来，因为陈宝仓与吴石、朱枫等人同期在台从事地下工作，且共同就义，外界自然将他们归为同一情报小组。却不知，这位国民党中将的革命轨迹，早已在民革华南局的引领下，走出了一条独立且坚定的道路。 陈宝仓的人生底色，从来都刻着家国大义。1900年他生于北京，河北遵化的农家背景让他早早体会到民生疾苦。14岁父母双亡，为谋生计考入清河军官预备学校，后凭优异成绩进入保定军校第九期工兵科。 军校的严苛训练让他练就了精准的测绘与爆破技能，这门本事后来成了他传递情报的“利器”，也成了暴露身份的“隐患”。抗战爆发后，他历任第八集团军参谋长、靖西指挥所中将主任，灵山战役中右眼被弹片击中，血流满面仍坚持指挥，硬生生打掉日军三四百人；青岛受降时，他亲自分类接收档案，不贪一物，尽显军人风骨。 真正让他转变道路的，是对时局的清醒认知。抗战胜利后，国民党的腐败与内战的爆发，让这位浴血奋战多年的将领深感失望。他亲眼看到百姓在战火中流离失所，而旧政权却只顾争权夺利。 1948年，经民革成员吴仲禧联络，陈宝仓在香港加入民革，随即接受中共华南局和民革中央的双重派遣，准备赴台开展策反与情报工作。出发前，有人劝他三思，毕竟彼时国民党已开始在台大肆搜捕进步人士。他却淡然回应：“国家要统一，民族要复兴，这点风险算什么。” 1949年，陈宝仓携家眷赴台，凭借国民党国防部中将高参的身份，顺利打入核心军事圈层。他的工兵科专业背景派上了大用场，每次获取的台湾防务部署、军港舰位、空军基地分布等情报，都用蝇头小楷精准手绘，标注清晰到爆破点的具体位置。这些情报并非通过“东海小组”传递，而是由民革华南局专属渠道送回大陆，为解放军制定战略部署提供了关键参考。他与吴石的合作，更多是工作上的协同配合，而非组织上的隶属关系——吴石归属于中共华东局，他则始终受民革华南局直接领导。 没人知道，这位表面风光的国军中将，背后过着怎样提心吊胆的日子。为掩护身份，他刻意维持着国民党高级官员的做派，却在暗中多次救助被捕的进步人士，累计保护百余人脱险。他的夫人师文通虽不知具体工作，却默默支持着丈夫，家里的书房总是深夜还亮着灯，那是陈宝仓在整理情报的身影。1950年，台湾地下党组织遭到重创，蔡孝乾的叛变导致朱枫、吴石相继被捕，此时的陈宝仓仍未暴露。 命运的转折，出现在一张手写情报上。国民党特务在搜查吴石住所时，从旧信堆里翻出一张泛黄信纸，上面手绘的军事布防图细节精准，起笔收笔的顿挫极具辨识度。特务调取档案比对，发现与陈宝仓的笔迹分毫不差——工兵出身的他，绘图习惯早已深入骨髓。这张凝聚着他专业与忠诚的情报，最终成了催命符。1950年3月，陈宝仓被捕，面对酷刑审讯，他始终咬定情报是“工作笔记”，从未吐露任何组织信息。 6月10日的台北马场町，细雨蒙蒙。陈宝仓身着军装从容就义，时年50岁。临刑前，他只留下“火化”二字遗嘱，没有一句怨言。由于是“政治犯”，遗体无人敢认领，直至开始腐烂，夫人师文通才托两位友人冒险取回火化。19岁的女儿同学殷晓霞，要经香港赴上海求学，主动请缨携带骨灰，因无入港证，竟将骨灰盒绑在身上，趁夜潜水偷渡登岸，交到接应人员手中时，骨灰还是潮湿的。 这份辗转万里的忠魂，最终得以安息。1952年，毛泽东主席签署第0009号《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》，追认陈宝仓为革命烈士；1953年，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亲自主持公祭，将他的骨灰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。祭文中明确写道，陈宝仓是受民革中央派遣赴台，为革命以身殉国，“死有重于泰山”。 台湾此次公开的档案，看似只是厘清了组织归属，实则是对历史真相的尊重。陈宝仓或许不属于“东海小组”，但他与吴石、朱枫等人一样，怀着对国家统一的执着信念，在虎穴中坚守信仰。隐蔽战线的工作特性，让许多烈士的事迹长期被混淆、被遗忘，而档案的解密，正是要拨开历史的迷雾，让每一份忠诚都得到精准铭记。 从旧式军官到革命烈士，陈宝仓的转变从未靠空洞的口号，而是用行动践行信仰。他放弃了安稳的仕途，选择了一条注定艰险的道路；面对酷刑与死亡，他坚守底线，未曾出卖任何同志。这样的英雄，不该被简单归类，更不该被历史模糊。 历史档案的价值，正在于还原每一个细节的真实。陈宝仓的身份澄清，不仅是对他个人的告慰，更是对所有隐蔽战线烈士的致敬——他们或许分属不同组织，有着不同背景，却在同一面家国旗帜下，付出了同样的牺牲。时间可以流逝，但真相不会被掩埋，那些为民族大义献出生命的人，终将被永远铭记。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？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