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是她同学。” 1976年，西北某兵站一指导员，为了见卫生队一个漂亮的女兵，随口撒了一个谎，没想到竟然歪打正着。 那天卫生队门口的风裹着沙，刘琦攥着刚写好的检查报告，手心的汗把纸边洇出了印子。 他其实根本没病，就是想找个由头见见黄蓉蓉，整个兵站男兵私下里打赌要追的“队花”。 谁也没想到这句随口编的“同学”，竟让黄蓉蓉愣了愣神，随即眼底亮了。 “西四胡同的刘琦？”她这话一出口，刘琦的脸更红了。 小时候爬树掏鸟窝摔下来，还是黄蓉蓉搬来梯子把他拽下来的；冬天帮邻居送煤，两人总抢着拉板车，煤渣撒一路，笑声也撒一路。 原来所谓的“陌生”，早就在童年的胡同里埋下了线。 兵站的日子单调得像直线，卫生队却像抹亮色。 男兵们找各种理由往这儿跑，有的说脚崴了，其实刚跑完五公里；有的揣着皱巴巴的家书，求黄护士帮忙念念，那年代识字的女兵金贵。 黄蓉蓉心里门儿清，却从不戳破，只是把送来的粮票悄悄塞回他们兜里，“留着给家里寄去”。 她知道这些年轻小伙子，心里的话比枪膛里的子弹还多，就是找不到扳机。 那年冬天的草料库大火来得突然。 北风卷着火星子往帐篷窜，刘琦冲进去时，横梁“哐当”砸下来，后背像被烙铁烫过。 等他再醒过来，看见黄蓉蓉趴在床边，眼里的红血丝比他胳膊上的绷带还刺眼。 “命保住了，”医生拍着他的肩，“就是这背，以后重活干不了了。” 刘琦望着天花板，突然觉得那白色比训练场上的雪还冷。 之后的七年，黄蓉蓉几乎住在了病房。 每天清创换药，刘琦疼得咬着毛巾发抖，她就哼小时候胡同里的歌谣。 部队领导劝她“往前看”，家里也捎信说“干部家庭不该找个伤残军人”，她都当没听见。 只是有天夜里，刘琦看见她对着镜子偷偷抹眼泪，镜子里映着窗外的月光，也映着她鬓角新添的白发。 我觉得那时候的她，心里比谁都清楚，这条路难走，却硬是把难走的路踩出了脚印。 1983年冬天，刘琦把军功章放在桌上。 “你该有更好的生活。” 他没敢看她的眼睛，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发颤。 黄蓉蓉没说话，把那枚磨得发亮的军功章又推了回去，转身时，军大衣的衣角扫过桌角的搪瓷缸，发出一声闷响。 后来听说，她回北京那天，刘琦在站台柱子后面站了很久，直到火车冒烟看不见了，手里还攥着半块没送出去的烤红薯，那是他们下乡义诊时,分着吃的那个。 再见面是十年后。 刘琦在街道残联办公室整理档案，抬头看见黄蓉蓉带着孩子来办残疾证。 孩子怯生生地叫“刘叔叔”，她笑了笑，眼角的细纹像当年胡同墙上的裂纹。 “这是我儿子，”她说，“跟你小时候一样淘。” 刘琦想说点什么，却发现喉咙像被沙堵住，只能把桌上的水果糖往孩子兜里塞。 如今刘琦的抽屉里，那只军用水壶还在。 壶身上刻着的“蓉”字被磨得浅了，却比军功章更让他心里发暖。 有时候他会对着水壶发呆，想起那年雪地里，黄蓉蓉把烤红薯掰成两半，哈着气说“快吃，凉了就不好吃了”。 那个年代的爱情，就像这烤红薯,烫过手，也暖过心，最后剩下的焦皮，嚼着有点苦，却越品越有味道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