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4年，一战士为国捐躯，新婚20天妻子拒绝改嫁并坚持生下遗腹子。 村里人第三次来劝她改嫁时，李发英正坐在灶台边纳鞋底，钢针猛地扎进指尖，血珠滴在新做的布鞋上，那是给未出世的孩子准备的。 她把针拔出来，对着油灯吹了吹指尖，“我这辈子，就姓陶了。” 陶荣华走的那天是清明前，雨丝飘在他军装上，李发英把连夜缝好的红围巾塞他手里，“戴着，等你回来给孩子取名。” 他攥着围巾笑，露出两颗小虎牙，这是她最后一次见他笑。 那时他们刚结婚20天，红漆还没干透的木门上，“囍”字被风吹得边角卷了起来。 三个月后，部队的人送来抚恤金和一张烈士证，李发英正在院子里晒玉米，麻袋突然从肩上滑下来，玉米粒滚了一地，像撒了满地的星星。 她没哭，只是蹲下去一粒一粒捡，直到听见来人说“陶荣华同志在老山前线牺牲了”，才一头栽倒在玉米堆里。 醒来时，医生摸着她的脉说“保住孩子，你就还有念想”，她才肯喝第一口米汤。 那年冬天雪下得特别大，陶凯出生时，李发英咬着牙没哼一声。 接生婆把孩子抱给她看，说“是个小子，眉眼像他爹”。 她摸了摸孩子的额头，轻声说“叫凯，凯旋的凯”。 后来她总在夜里织毛衣，织完一件又一件，天亮就拿到镇上卖，换些米粮。 有回陶凯半夜发烧，她背着孩子走了十几里山路，鞋底子磨穿了，就把给孩子做的新布鞋套在脚上，那鞋本是开春要穿的。 陶凯长到五岁，指着墙上陶荣华的黑白照片问“这是谁”，李发英正往灶膛里添柴，火光照在她脸上，“是你爹，去很远的地方打仗了。” 她从木箱底翻出一沓信，信纸泛黄发脆，是陶荣华在部队写的，“等打完仗，咱盖三间瓦房，院子里种你喜欢的月季。” 她一个字一个字教陶凯念，念到“想你”两个字时，柴火“噼啪”响了一声，她赶紧别过头去擦眼睛。 2019年春天，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人找到陶凯，说在云南的烈士陵园找到了陶荣华的墓碑。 李发英听到消息时，正在给孙子缝肚兜，针线停在半空，半天没动。 出发前，她从衣柜深处翻出一个铁皮盒，里面是那条红围巾，边角磨出了毛边，却依旧鲜红。 站在墓碑前，李发英的手抖得厉害。 照片上的陶荣华穿着军装，还是她记忆里的样子，只是比新婚时瘦了些。 她把红围巾轻轻搭在墓碑顶端，又从布包里掏出用塑料袋层层裹着的泥土，是从老家院子里挖的。 “你看，凯子都有孩子了，小名叫军军。” 她蹲下来，把泥土撒在墓碑基座，“这次，带你回家了。” 风从陵园的松树间穿过，红围巾在石碑上轻轻晃动，像当年陶荣华临走时，替她系围巾的手。 35年的日子，她没守着空房，是把丈夫的名字，织进了孩子的眉眼、孙子的乳名，和那条永远鲜红的围巾里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