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7年的春天，安徽百姓怎么也不会想到，一个省委书记的到来，将如何改变他们和这片土地的命运。 万里刚刚就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，没有选择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，而是带着几个人轻车简从，一头扎进了大别山深处的金寨和凤阳。他走的不是安排好的路线，看的是最真实的农村。正是这次走访，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史诗的序幕。 在金寨县燕子河山区，万里推开一扇破旧的木门，眼前的一幕让他愣住了：一位老妇人和一名少女蜷缩在草堆里，见他进来却一动不动。 陪同的当地干部面露尴尬，低声解释：“她们没穿裤子，这是这儿的习俗……”万里脸色陡然沉下，盯着那位干部：“你家的女人也有这习俗吗？”问得干部满脸通红，哑口无言。 走进另一户人家，情景更让人揪心：两个孩子躲在一口大铁锅里，锅底还留着余温——不是煮饭，而是孩子冷得无处可去，只能缩在里面取暖。 “解放28年了，老区老百姓还衣不遮体，这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！”万里心痛如绞。这位经历过战争年代的老革命，没想到和平建设这么多年后，农民的日子竟还是这般光景。 回到合肥后，万里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命令相关部门立即调拨粮棉和救济款，解决百姓最基本的生存需求——让百姓“有裤穿、有锅巴吃”。 但他清楚，给钱给物只能救急，真正要改变的是农村的生产关系。当时“学大寨”运动仍在进行，“以粮为纲”的政策束缚着农民的手脚，自留地、家庭副业都被当作“资本主义尾巴”割掉。 万里决心打破这些框框。他主持制定了《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》，这就是后来著名的“省委六条”。文件大胆提出：允许生产队根据农活建立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； 尊重生产队自主权；减轻社队和社员负担；落实按劳分配政策；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；生产队可以实行粮食分配“保证国家的，留足集体的，剩下都是自己的”。 这些条款今天看来平实无奇，在当时却无异于一场思想地震。文件出台后，有人叫好，也有人写信告状：“安徽省委的六条，是在搞资本主义！” 真理需要用实践来检验。“省委六条”实施后，安徽农村悄然发生变化。 一些生产队开始尝试“包产到组”，有的地方甚至悄悄搞起了“包产到户”。农民的积极性被释放出来，种地不再是为了应付检查，而是为了自家能有收成。 效果立竿见影。到1979年，安徽粮食总产量比上年增长49%，农民人均收入从81元跃升到150元，几乎翻了一番。江淮大地上流传起一句话：“要吃米，找万里。” 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，按下红手印，搞起了“大包干”。他们不知道，自己这个“冒险”举动，会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重要标志。 当然，改革之路从不会一帆风顺。万里的做法引起了激烈争论，甚至面临政治风险。但他始终坚定：“我们共产党人做事，要对得起人民，对得起良心。” 有人曾问万里，为什么敢于率先突破政策限制。他回答：“我不过是把农民想干而不敢干的事，变成政策允许的事罢了。” 从解决“没裤子穿”的民生之痛，到制定解放农村生产力的“省委六条”，万里的安徽实践揭示了一个朴素真理：任何改革都必须从人民最迫切的需求出发。当农民为温饱发愁时，再宏伟的理论都显得苍白。 40多年过去了，今天的中国农村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但“贫穷不是社会主义”这句话依然振聋发聩。那条曾经没能穿上的裤子，那个曾经用来取暖的铁锅，提醒着我们改革的初心——让最普通的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，永远是衡量社会进步最真实的尺度。 改革的浪潮或许有起伏，但正如长江黄河不会倒流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同样不可阻挡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