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4年，90岁的杨森迎娶了17岁的张灵凤。洞房之夜，就在杨森要行房事时，张灵凤哭着说：“你一生娶了12个老婆，有哪一个是真心爱你！”一年后，张灵凤生下了一个女儿。 1975年的台北，张灵凤抱着襁褓中的女儿坐在窗边，阳光透过雕花木窗，在孩子脸上投下细碎的光斑。她指尖划过女儿柔软的脸颊，心里却像压着一块浸了水的棉絮——这个孩子，是她与那个比爷爷还老的男人之间，唯一真实的连接，也是她被困在金丝笼里的第18个月。 张灵凤至今记得1974年那个潮湿的春日，母亲攥着她的手，指节泛白，身后是屏东乡下漏雨的土屋和弟弟饿得发绿的眼睛。杨森的亲信开着黑色轿车停在村口，递来的信封里装着足以让全家活十年的钱，条件是——她要做杨府的“九姨太”。那时她刚读完小学六年级，书包还挂在墙上，课本里夹着没写完的作文《我的理想》。 90岁的杨森在台湾的寓所里，每天清晨五点准时起床。穿对襟褂子的佣人会捧着银碗候在廊下，碗里是熬得稠厚的参汤，飘着几根虫草。他打太极时膝盖会咯吱作响，却非要踢到头顶高，像是跟自己的老骨头较劲。亲信说他听了“高人”指点，说“少妻如良药，能续十年寿”，这话让他浑浊的眼睛亮了好几天。 洞房里的红绸像凝固的血，贴在张灵凤的胳膊上，黏腻得让她恶心。杨森的手枯瘦如柴，搭在她肩上时，她闻到一股混合着药味和老人味的气息。那句质问冲口而出前，她想起的不是母亲的眼泪，而是课本里“自由”两个字——老师说，人人生来都该有选择的权利。 杨府的日子像口深井，张灵凤是井底那片微弱的光。她不敢在白天看书，就把课本藏在枕头下，等深夜杨森睡熟（或者说，被佣人扶回自己房间后），借着窗外的月光一个字一个字地啃。有次被管家撞见，她以为会被责骂，对方却只丢下一句“先生说，姨太识字也好，省得签支票时按手印”，转身走了——那是她在杨府唯一一次得到“纵容”。 怀孕的消息传来时，杨森正在和老友下棋。他猛地把棋盘掀了，棋子滚落一地，却哈哈大笑：“我说吧！老夫这身子骨，不比小伙子差！”那天他赏了张灵凤一对手镯，成色极好，可她摸着腕上的冰凉，只觉得像戴了副镣铐。女儿出生那天，他抱着襁褓不肯撒手，对着婴儿皱巴巴的脸说：“叫晓华，晓得荣华富贵！”张灵凤在产床上闭上眼，心里想的却是：该叫“晓自由”才对。 1977年杨森咽气时，张灵凤正在给女儿梳辫子。管家匆匆跑来，她却没动，只是把梳子放回木匣——那是她用自己攒的私房钱买的，梳齿上还缠着几根女儿的胎发。遗产分下来，她只要了那套小公寓和一笔现金，其他的房产、古董，她看都没看。离开杨府那天，阳光刺眼，女儿牵着她的手问：“妈妈，我们去哪里？”她蹲下来，擦掉女儿脸上的汗：“去一个能让你随便笑的地方。” 后来有人问张灵凤，恨不恨杨森？她正在缝纫机前踩线，嗒嗒的声响里，她头也不抬：“他给了我女儿，也给了我牢笼——可钥匙，是我自己磨出来的。” 一个17岁的女孩，用十年青春换一个挣脱的机会，值得吗？或许张灵凤的答案藏在女儿作业本上那句“我的妈妈是超人”里，藏在她服装店橱窗里那件写着“自由”标签的连衣裙上。 婚姻的秤上，从来不该只有财富与权力的砝码；人心的天平上，真心才是唯一的定盘星。杨森用十二段婚姻填满了人生，最终只留下一个数字；张灵凤用一次妥协换来了新生，却让“自由”两个字有了沉甸甸的分量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