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8年，郭沫若在北京去世。最让人想不通的是，他在日本抛下的五个孩子，在佐藤富子靠挖野菜养大的绝境下，竟然全成了国家顶尖栋梁。 京都郊外的黎明总是来得很晚，1935年的冬天尤其冷。佐藤富子背着竹篓走在结霜的田埂上，筐里的野菜沾着冰碴，她呵出的白气刚到嘴边就散了——这是今天第五趟来挖蒲公英，最小的郭志鸿昨天夜里哭着说“想吃带油的东西”。 她把野菜倒进厨房陶罐时，发现米缸空了。转身拉开衣柜最底层，那里躺着一件和服，是她出嫁时母亲绣的，樱花纹路上还留着当年郭沫若用毛笔题的小字“富子吾爱”。第二天清晨，典当行老板数钱的声音里，她听见自己说：“给我留点，孩子要交学费。” 那时的她还不知道，这个决定会在二十年后结出怎样的果。1916年东京圣路加病院的走廊里，21岁的护士佐藤富子第一次见到郭沫若，他捂着肚子说“胃痛”，眼睛却盯着她胸前的护士牌，“佐藤小姐，你知道《诗经》里‘蒹葭苍苍’怎么念吗？” 三个月后，她提着一个小木箱站在郭沫若的宿舍门口，木箱里只有几件换洗衣物和一本《唐诗选》。“我父亲说，和支那人结婚就别认他。”她低头绞着衣角，却把木箱往门里推了推，“但我想跟你走，去冈山。” 冈山的木屋很小，却总飘着墨香。郭沫若写《女神》时，安娜（她给自己取的中国名字）就抱着孩子在旁边磨墨，听他念“我是天狗，我把月来吞了”，孩子们跟着拍小手，木桌上的粗瓷碗里，永远是她留给丈夫和孩子的白米饭，自己啃着麦麸饼。 1927年那个雨夜，一切碎了。郭沫若的帆布包上还沾着墨水，他说“国内军阀混战，我必须回去”，她把攒了半年的钱塞进他口袋，“我等你”。可等来的，是宪兵队“你丈夫是反日分子”的警告，是家族“你已不是佐藤家的人”的驱逐令，最后连信也断了——邮票涨到三分钱一张，她买不起了。 五个孩子挤在四叠半的小屋里，最大的郭和夫才十岁，最小的志鸿刚会走路。安娜去工厂糊火柴盒，手指被胶水粘得开裂；去车站擦皮鞋，被醉汉推倒在地；实在没活路时，就去面包店后门等打烊，捡些掉在地上的面包屑。 “妈妈，我们能学中文吗？”一天晚上，郭和夫举着捡来的报纸问。安娜摸着孩子冻裂的手，第二天就去华人教堂，求神父给了本破旧的《论语》。没有油灯，就借着月光抄；买不起笔，就用炭条在废纸上画。“这是‘中’，这是‘国’，你们的根在这里。”她一笔一画教，声音哑了就写在手心。 郭和夫考上京都帝国大学那天，把录取通知书放在安娜床头。他没说自己每天徒步两小时上学，午饭是两个野菜团子；郭博收到建筑系录取通知时，安娜正把当铺换来的钱递给他，“买绘图板，别用木板将就了”——她没说那是她当掉最后一件冬衣的钱。 1948年深秋，上海码头的风带着咸味。安娜看着报纸上郭沫若与新妻子的合影，手指在“中国科学院”几个字上停了停。转身对孩子们说：“你们的战场，是实验室和图纸，不是过去的事。” 后来的故事，藏在共和国的档案里：郭和夫成了中科院院士，在有机化学领域啃下“天然产物合成”硬骨头；郭博站在北京饭店新楼工地上，钢笔勾勒出的线条成了城市地标；郭复生穿着白大褂，在手术室里用中日双语安抚患者；郭淑瑀在北师大讲台上，教出了新中国第一批日语翻译；郭志鸿的钢琴声从金色大厅传来，琴键上弹的，是母亲教的第一首中文儿歌《茉莉花》。 郭志鸿后来在回忆录里写：“母亲常说，人就像野菜，被踩进泥里也能发芽。” 那个在日本挖野菜的女人，用三十年的破布衫和煤油灯，把五个孩子送进了国家的脊梁——这不是奇迹，是一个母亲在命运的石缝里，用“不认输”三个字，种出的春天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