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汉字不灭，中国必亡”竟是鲁迅说的？专家表示：鲁迅说得没错！ 鲁迅说“汉字不灭，中国必亡”那年是1936年，距他去世只剩五个月。这句话像根扎进历史的刺，至今仍让一些人刺痛，毕竟汉字是五千年文明的血脉，怎么成了亡国的罪魁？ 但若把这句话放回1930年代的中国，就能看见背后灼人的现实：全国80%的人是文盲，一个农民想学写“生姜”的“姜”（繁体“薑”），得在方格里歪歪扭扭练一年，而同期日本通过假名普及，识字率已超90%。 那时的汉字不是今天的简化字，而是笔画繁复的繁体字。鲁迅在教育部整理过碑帖，深知每个字里都藏着士大夫的讲究：“鸾”字二十七画，“龘”字五十一画，写好这些字不是靠聪明，是靠钱粮堆出来的童子功。 他在杂文里算过账：一个穷孩子要认会两千个常用字，至少得耗六年光阴，而同期拉丁字母的学习者，半年就能读报。当北平的学生在街头喊“华北之大放不下一张课桌”时，偏远乡村的农民连“亡国”两个字都不认识，谈何觉醒？ 更刺痛鲁迅的是汉字背后的权力结构。科举时代，识字是寒门跃龙门的独木桥，到了民国，这根独木桥成了阶级固化的钢筋水泥。他在《关于新文字》里写：“方块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”，不是说汉字有罪，而是掌握汉字的特权阶层，故意用复杂的笔画把知识锁进深宅大院。 就像孔乙己炫耀“茴字有四种写法”，本质是用文字的优越感维持统治的合法性。当95%的民众被挡在文字之外，新思想、新科学如何生根？鲁迅怕的不是汉字消失，是整个民族困在“文字牢笼”里窒息。 这种焦虑在1930年代不是孤例。钱玄同喊出“废汉字，用拉丁”，瞿秋白在海参崴搞汉字拉丁化实验，陈独秀说“汉字为腐毒思想之巢窟”，背后都是同一个数字：四亿中国人，三亿半是睁眼瞎。 1931年江淮大水，赈灾传单上的“赈”字难倒无数灾民，活活饿死的人里，不少是被繁体字“写”死的。 鲁迅不是第一个喊出改革的人，却是把这种焦虑戳得最痛的，因为他太清楚，当侵略者的铁蹄逼近时，文盲的国家连“抵抗”两个字都写不利索。 历史后来怎么走的？1956年简体字推行，“薑”变成“姜”，“龘”退出常用字，扫盲班的农民三个月就能写信。2001年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》实施，拼音输入法让汉字敲得比英文还快。 今天的我们或许忘了：1949年中国文盲率80%，2020年降到2.67%，这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恰是鲁迅们当年喊破喉咙想要的——不是消灭汉字，而是让汉字从士大夫的雅玩，变成普通人手里的火把。 专家说鲁迅“说得对”，不是认同废除汉字，而是看懂了他的悲愤：当文字成为少数人的特权，文明就成了悬在半空的灯笼。今天的汉字没死，反而带着简体字的烟火气、拼音的便捷性，成了十三亿人的文化母语。 这不是对鲁迅的反驳，而是他当年论战最好的注脚——汉字没变坏，是时代让它变好的方式，终于追上了他的急切。 毕竟，那个在病床上喊出“汉字不灭”的老人，枕头下还压着《说文解字》的批注，他骂的从来不是汉字本身，而是汉字不该成为困住民族的枷锁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