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2年，陈玉仁叛变，供出了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地下党员王世英，王世英察觉到异常后，就要转移时，特务头子史济美却突然登门拜访！ 史济美穿着黑色中山装，带着两名特务，站在王世英院门外。他惯用的敲门节奏没有变，沉重而急促。王世英那刻才明白，陈玉仁并不是消失了，而是开口了。 他眼神一沉，收起手里的行李袋，走向门口，手心已经渗出汗，但表情必须镇定。他知道陈玉仁只知道他的公开身份和日常联络点，不清楚完整的任务链。 中央特科自顾顺章叛变后就下死命令，所有潜伏人员必须严格实行单线联系制度。 王世英当时在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某机关任科员，这身份是组织通过江苏省委特科花两年时间搭建的。他每日出入公务楼，整理文件，维持和同事正常往来，暗地里通过“二十九号线”把南京的军政动向送往上海和武汉交通站。 交通站设在镇江边一个药铺后院，接头只用一次纸条，遇有问题立刻中断。王世英不是孤军，背后是一整条从南京通往陕北的秘密线。 那天清晨，史济美进屋后，环顾四周，目光落在王世英床边那台旧煤炉。他没动，只是慢慢坐下，说王世英最近神色不对。王世英压下情绪，反问史济美是不是有公务。 两人言语试探，但没有摊牌。史济美盯着他看了几秒，冷冷地笑了一下：“听说你和陈玉仁走得挺近。” 王世英顿了一下，但立刻反应过来，说陈玉仁不过是被辞退的杂务员，油滑得很，自己早不和他来往。史济美没再说什么，只是踱了几步后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 巷口的盯梢也随之消失。王世英等了十分钟，翻墙离开，从预设的退路点转入西门口药铺，几小时后登上通往镇江的货船。 真正让他脱险的，是交通线另一头的应急机制。当天深夜，交通员韩正发故意走进中统监控的茶馆，假装交错资料，制造王世英还在南京活动的假象。 中统误判王世英未察觉暴露，才没有当场抓捕。 而陈玉仁的供词也因前后矛盾，被暂时搁置。半年后，陈玉仁在苏州接头点被锄奸队执行处决，情报档案记得清清楚楚“任务完成，无误”。 1935年，中共中央决定整合南京、北平、天津等地潜伏人员，将部分核心成员转移至陕北，为新的中央根据地筹备力量。王世英在上海短暂停留后，经洛阳、西安，于1936年春抵达延安。 他随即被调入西北交通总站，继续从事联络与密码传递工作。这批来自南京系统的干部，为延安的情报系统补上最关键一环。 他的名字没有出现在公开史册，但在延安档案馆一份《西北交通线干部调动记录》上，他的代号“郑五”被划上了红笔，旁边写着一句话：“此人曾从南京脱险，纪律严明，可重用。” 正是那一年，他参与筹建了通往开封、郑州的北线，为抗战时期党的情报系统打下基础。 王世英从未张扬，直到1950年代，他才从边区调入华北局，继续担任保密干部。他常对身边人说，做地下工作不能讲传奇，要讲制度，要靠组织。 那天在南京，他不是靠运气，而是靠整个体系的保护网。 在那个最黑的年代，王世英活了下来，但他不是一个人，是无数人的联动与布局救了他。他没留下传记，也不愿多谈过往，但每一次沉默背后，都是一场看不见的较量。 这，就是隐蔽战线的真实模样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