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7年，妻子刚去世，快80岁的茅以升就和6个孩子商议，想要续娶。当他说出女人的名字时，孩子们大变脸色。6个孩子全都扬长而去，终生未与他再相见。 长子茅于越攥着的茶杯在水泥地上砸出蛛网纹，二女儿带上门时，黄铜锁舌咔嗒一声咬住门框，像给这段关系钉死了棺盖。 钱塘江大桥的钢梁至今能承受火车轰鸣，可1937年那个冬夜，戴传蕙在煤油灯下抚摸的图纸边角，早被泪水泡得发皱——那是茅以升在南京另筑爱巢时，留给原配的唯一“家当”。 某个深秋的上海晚宴，五十一岁的桥梁专家遇见了三十岁的权桂云。她剥蟹黄时指尖沾着金粉，听他讲应力计算时眼睛弯成桥洞，这个在江心沉箱里熬过八百小时的硬汉，在江南女子的软语里，终究没守住婚姻的防洪堤。 “抗战必胜，此桥必复”——1937年12月，茅以升亲手炸掉通车八十九天的钱塘江大桥时，在日记里写得铿锵。可他没写的是，戴传蕙抱着发烧的小女儿在长沙雪地里走三里路找郎中那晚，他正和权桂云在南京的公寓里给新生儿取名“玉麟”。 孩子们第一次见到权桂云，是她抱着茅玉麟找上门来的那天。戴传蕙突然抓起桌上的相框砸向墙角，玻璃碎片混着她的尖叫：“他建的桥能通火车，建的家却容不下我们娘几个！” 这声喊，成了子女心里拔不掉的钢筋。 武汉长江大桥合龙那天，工地上放起了鞭炮。茅以升站在桥头接受欢呼，兜里却揣着戴传蕙的诊断书——精神分裂症，从她发现丈夫南京住址的那天起，这病根就像桥墩里的锈，慢慢蚀空了整个家。 晚年躺在北京医院的病床上，茅以升总摩挲着枕头下那封“长子来信”，字迹模仿得极像，却不知是小女儿茅玉麟偷练了三个月的结果——这个在南京出生的孩子，成了他与六个嫡出子女间，唯一没被炸毁的“浮桥”，可惜只是座纸糊的。 这个设计过两千个桥梁节点的工程师，算得出沉箱在四十米流沙中的稳定性，却算不透1937年权桂云抱着孩子找上门时，戴传蕙瞳孔里坍缩的光——那是比钱塘江底流沙更难承载的情感失重。 武汉长江大桥的通车典礼上，他胸前的奖章闪着光，可家里饭桌上那碗热了又热的粥，最终凉成了六个子女心中的冰。 可比起能重修的桥墩，人心的裂缝拿什么填补？茅于越后来成了清华教授，常从父亲设计的桥上经过，却再没踏入过父亲的家门。他书桌玻璃板下压着母亲年轻时的照片，相纸边缘被手指摩挲得发亮。 如今钱塘江大桥每天迎送两百趟列车，钢轨撞击声像在数算什么；而茅家老宅储物间的全家福，始终反面贴着墙，玻璃相框积的灰，比戴传蕙当年流的泪还厚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