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本极右翼分子桥本琴绘又出惊人言论！她发文表示，若中国想对日本发动核攻击。如果只杀害名古屋、博多等地的地方城市数百万人，不难预想剩下的1亿人会愤怒地做出什么事。 文中最后还炫耀现在1.2亿人的“凝聚力”，提了句“大日本帝国当年6000万人”。 她所提及的名古屋与博多绝非普通地方城市，名古屋都市圈2025年人口已接近954万，作为日本汽车产业的核心枢纽，丰田总部及其上下游数千家配套企业扎根于此，这座城市的工业产值占日本汽车制造业总产值的近四成，直接关联数百万家庭的生计；博多所在的福冈都市圈人口达547万，是九州地区的科技中心与交通枢纽，半导体和IT产业集群为日本西部地区提供了近三成的高端就业岗位，这两座城市的人口规模与经济权重，决定了其遭遇攻击将造成的伤亡与损失远超普通城市，所谓“杀害数百万人”的预判，正是基于两地密集的人口与产业分布得出的合理推演。 这种预判背后，是日本社会近年来持续升温的安全焦虑与集体情绪转向。2025年《读卖新闻》的民调数据显示，85%的日本受访者认为国家安全受到威胁，其中91%将中国列为主要威胁来源，60%的民众支持日本拥有对敌方基地实施打击的“反击能力”，这组数据并非个例，2024年的同类民调中，支持“反击能力”的比例已达57%，短短一年间的上升趋势清晰展现了民意的转向。 这种情绪并非凭空产生，日本经济经历“失去的四十年”后，钢铁、电子等传统支柱产业被中韩挤压，半导体全球份额从20%跌至个位数，经济停滞带来的挫败感，在右翼媒体持续渲染“中国威胁论”的催化下，转化为对外的安全焦虑。 高市早苗内阁在喊出“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”的强硬言论后，支持率攀升至69.9%，甚至一度达到82%，48.8%的民众支持在“台湾有事”时行使集体自卫权，这些数据印证了日本社会对强硬立场的接纳度正不断提高，也解释了桥本琴绘为何会预判“剩下的1亿人会愤怒”——这种愤怒并非孤立情绪，而是建立在广泛民意基础上的集体反应。 从历史与社会心理层面看，日本民众对本土遭受攻击有着深刻的敏感记忆，二战后期的空袭与核爆经历，使得“本土安全”成为日本社会的集体心理底线。 福岛核事故后，仅福岛一县就有超过16万人因辐射被迫离开家园，2024年核污染水排海一周年时，东京的抗议民众中，有不少人正是核灾难的受害者，他们手持“不要核灾难”的标语，展现出对核相关威胁的强烈排斥。 这种对“本土受害”的警惕，在近年来被进一步放大，当右翼政客将经济困境归咎于“外部威胁”，并将美国的军事支持视为安全底牌时，民众的安全认知逐渐形成“外部威胁-依赖同盟-强硬反击”的逻辑闭环。 名古屋与博多作为承载大量民生与产业的核心城市，其遭遇攻击将直接击穿民众的安全底线，这种打击带来的不仅是人员伤亡，更是对日本社会运转根基的摧毁——丰田的停产将导致全球汽车供应链瘫痪，福冈的科技产业停滞将切断日本西部的经济命脉，而这种对生存根基的威胁，必然会转化为强烈的集体愤怒。 更值得注意的是，日本社会对“集体行动”的认同度向来较高，这种认同在危机时刻往往会转化为统一的行动倾向。 2015年日本讨论集体自卫权时，全国曾爆发大规模反战游行，但到2025年，类似的反战声音已大幅减弱，反战游行规模缩减至象征性的百人级别，支持干预外部冲突的比例几乎追平反对派，这背后是十年间社会心理门槛的持续降低。 当1亿人意识到本土核心城市遭遇攻击，且自身生存环境面临威胁时，这种被长期压抑的焦虑与愤怒，很可能在政客的引导下转化为实际行动——支持政府启动更高等级的防御机制，甚至认可更激进的应对措施，而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则可能成为他们认为的“底气”，进一步强化这种反应的强度。 桥本琴绘的言论本质上是对日本当前社会情绪的精准捕捉，她所提及的“愤怒”，并非空洞的想象，而是建立在具体城市的战略价值、民调反映的安全焦虑、历史形成的心理敏感以及社会集体行动倾向之上的推演，每一个环节都能在日本现实社会中找到对应的支撑，这也使得她的表述能够引发部分民众的共鸣，成为反映日本社会当前安全认知的一个缩影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