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微风]1941年6月，国军少将陈中柱战死后，头颅被日军割下带走。意外的是，他怀

[微风]1941年6月，国军少将陈中柱战死后，头颅被日军割下带走。意外的是，他怀孕的妻子竟然带着女儿，冒死来到泰州并向日军司令提出：“我来取回我丈夫的头颅。”   1941年的江苏泰州城外，一个怀着七个月身孕的女人正低头做着这一生最艰难的“女红”，她手里的针线不是穿过布帛，而是正在将一颗清洗过的头颅，一针一线地缝合到那具早已僵硬的身躯上。   死者是年仅35岁的国军少将陈中柱，而这个挺着大肚子的女人，正是他的妻子王志芳。   几日前，泰州西门的城楼上高悬着这颗人头，那是日军用来震慑抗日军民的战利品，而在几十里外的蚌蜒河边，陈中柱剩下的残躯被胡乱收殓在一口早已看不出形状的棺木里——那所谓的棺材，不过是几块旧门板临时拼凑的，上面甚至连钉子都钉得歪七扭八。   当卫兵杨凤高把这凄惨的一幕指给王志芳看时，棺内那空荡荡的颈部切口让她六岁的女儿当场吓得痛哭失声，但王志芳当时却静得可怕，在那一刻，这个孕妇心里只剩下一个执念：要把丈夫拼完整了。   闯入日军司令部要头颅，这在旁人眼里无异于送死，更别提还是个快临盆的孕妇，那时候泰州城里到处是日军的岗哨，枪口如林。   王志芳并非真的“独闯虎穴”，这里面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人情博弈，她进城后并未直接去撞枪口，而是先找到了旧时的闺蜜谢树清。   谢树清的丈夫秦庆霖虽然此时已在这个复杂局势中投敌，但面对满身泥水、眼神决绝的昔日好友，这对夫妇动了恻隐之心，谢树清默默拿出压箱底的绸缎衣服让王志芳换上，为了增加谈判的筹码，还专门找来了在日军内部做翻译的徐鹏举从中斡旋。   这番周折才换来了第二天与日军旅团长南部襄吉的会面，王志芳一手牵着六岁的长女，挺着孕肚走进充斥着刺鼻药水味和血腥气的司令部时，不仅没行礼，反而直视着对方。   南部襄吉这个杀人不眨眼的日军少将，看着眼前这个没有一丝眼泪的中国女人，居然也被震住了。在得知她已有两个女儿，如今腹中又是一个孩子时，南部襄吉说了句颇为意味深长的话：“希望你这次生的，是个男孩。”最终，士兵捧出了那个木匣子，这一场弱女子与侵略者的对峙，以日军归还头颅告终。   为什么陈中柱的死会让日军如此重视？还要从他那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出身说起，在这个出身黄埔六期的少将身上，你看不到旧军阀的习气。   早在抗战爆发前，他在上海当过电车售票员，经历过1927年上海工人起义的洗礼，甚至因为家境贫寒，是先参加了农会、当过警察，才半路转入的南京军官研究班，这种底层摸爬滚打的经历让他不仅治军严谨，更懂得如何团结一切力量。   在他的队伍里，传唱的甚至不是国民党的军歌，而是他亲自改编过的《八路军军歌》，作为一个国民党的少将，他毫不避讳地给新四军送去毛巾、鞋子甚至子弹，双方经常联手给日军制造大麻烦，正是因为这份独特的统战能力和赫赫战功，他成了日军眼中的心腹大患，也导致了1941年6月那场针对性的毁灭式“扫荡”。   关于他牺牲时的惨烈程度，远比史料里那句“壮烈殉国”要具象得多，那天是6月8日，部队被困，突围无望。陈中柱明知前面是死路，依然骑上马，挥刀大喊“跟我冲”，把自己变成了日军集火的靶子，这才给后续的敢死队和第四纵队残部撕开了一条生路，子弹击中他头部的那一刻，他也不过才三十出头。   就在泰州城西北郊的荒野上，王志芳缝合完丈夫最后一针，周围的百姓感动于这对夫妇的壮烈与深情，凑钱换了一口体面的棺材。   下葬时，有人劝她把遗体运回老家盐城，王志芳却只回了一句：“他是在哪战死的，就埋在哪。”这简单的理由成了陈中柱几十年的归宿。   直到几个月后，那个曾在日军司令部被谈及的遗腹子降生，确如那个日本军官所言，是个男孩。这段历史并未随着葬礼结束，王志芳为此坚守了一整个世纪。   她一直活到了101岁，哪怕晚年定居海外，那件染满丈夫鲜血的军服也从未离身，在那漫长的岁月里，她从不觉得自己是在守寡，而是在守护一种脊梁。   就像后来刻在盐城烈士纪念馆展板上的那句话一样，这位百岁老人对丈夫一生的评价极其透彻：“他死得不冤，他不是为了我死的，是为了国。”这话里没有儿女情长的哀怨，只有穿透那个战火纷飞年代的硬骨头。   参考：云南网此头可断不可辱 山河不忘英雄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