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微风]1939年，东北一女地下党被日军抓捕，因承受不住鬼子的酷刑，她大喊说：“太君，别打了，我全招！”鬼子得意忘形地说：“早知如此，就不用受皮肉之苦了！”可最后，鬼子却后悔了…… 1939年的那个凛冬，哈尔滨日军宪兵队的一间刑讯室里，撕心裂肺的惨叫声毫无征兆地戛然而止。 被绑在架子上的女人，手指血肉模糊，三根肋骨已经折断，她费力地抬起头，冲着对面的日军小队长松本说了一句让对方狂喜的话：“别打了，我招，我全说。”那一刻，松本以为自己攻破了这位硬骨头的心理防线，殊不知，自己正如猎物般一步步踏入这个女人精心编织的死亡陷阱。 就在片刻前，处于剧痛与昏迷边缘的田仲樵，在迷蒙中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——她的丈夫荀玉坤，并没有久别重逢的温存，荀玉坤站在满是刑具的炼狱里，点头哈腰地劝她“识时务”，那一瞬间，田仲樵心中的温情崩塌了，她敏锐地意识到：丈夫已经彻底叛变。 在这个布满特务与暗哨的至暗时刻，她做出了一个极其疯狂的决定，田仲樵利用松本急于立功的心理，开始半真半假地“交代”一些早已废弃的联络点，甚至装作温顺地开始帮着做些洗衣倒水的杂活。 就在日军因为她“态度良好”而放松警惕的间隙，她将一张模仿抗联上级笔迹写下的字条——“假投降到位，继续潜伏待命”，悄无声息地塞进了丈夫荀玉坤的裤腰夹层里。 这一手“借刀杀人”玩得惊心动魄，生性多疑的日军对抗联的渗透防范极深，对于变节者的信任本就脆弱如纸。 当那张字条在例行搜身中被搜出时，松本的狂喜瞬间化为暴怒，他咆哮着拔刀，认定荀玉坤才是那个深藏不露的“双面间谍”，任凭荀玉坤如何哀嚎辩解，等待他的只有更加残酷的刑罚和三天后的那一声枪响。 枪声落下，局势暂缓，但田仲樵的战斗并未结束，为了保全交通线上残存的战友，她再次捡起了自己最擅长的伪装——“疯魔”。 早在这场牢狱之灾前，这位被战友们唤作“田疯子”的女人就已是伪装高手，1932年开辟交通线时，为了护送当时的吉东省委书记，她曾把自己打扮成蓬头垢面的疯婆子，拍打着运粪车的车厢装疯卖傻，硬是在日军岗哨的眼皮子底下通过了关卡，而此时在狱中，她故技重施，时而在这座人间地狱里又哭又唱，时而吞食地上的泥土。 日军看着这个已经“精神失常”且残废的女人，认定她已无情报价值，便将她像垃圾一样扔进了哈尔滨监狱，他们没看到的是，这个“疯女人”在没有人注意的角落，用残缺不全的手指在冰冷的狱墙上刻下那四个字：“抗联不死”。 这一熬，就是整整六年。 1945年日寇投降，当大门打开时，38岁的田仲樵是被抬出来的，严重的冻伤和酷刑留下的旧伤，让她双腿几近瘫痪，十指严重畸形，常人遭此大难，多半会选择余生静养，可她接下来的举动，再次印证了骨子里的那股韧劲。 仅仅修养了三个月，这位连路都走不稳的女人，听说五常山区的深山老林里还有一批与组织失联的抗联战士，竟拄着木棍，硬是拖着两条残腿扎进了零下30摄氏度的风雪中。 那些被称为“野人兵”的战士们，多年来靠着吃树皮、草根在这片冻土上苦熬，衣不蔽体，甚至不敢靠近百姓的村庄。 当田仲樵用那双冻得变形的手扒开积雪，带着队伍一脚深一脚浅地走出来，并将两百多名幸存者完整移交给抗联总司令李兆麟时，在场之人无不落泪，那句“田大姐，咱回家了”，成了最暖人心的话语。 从硝烟中走出来的后半生，田仲樵活得安静而纯粹。 她没有再组建家庭，那段关于背叛与被利用的婚姻，或许是她心中难以言说的疤痕，她选择住在简陋的房子里，靠着抚恤金收养了13名烈士留下的孤儿，日子过得清贫，屋子里常年飘着的是菜叶粥的味道，但那是属于生的希望。 晚年的她在东北烈士纪念馆里，日复一日地擦拭着昔日战友的遗物，面对前来参观的学生询问她手上的伤疤，她只是轻轻掀起衣襟，指着那些早已愈合的烙铁印记，淡淡地说那是为了纪念那些连遗骨都没留下的战友。 2005年，这位传奇老人在99岁的高龄走完了波澜壮阔的一生，离去时，她身边除了一枚褪色的党徽，再无长物，她并不是教科书里那些生来就高大的英雄，她懂得低头，懂得示弱，甚至懂得利用人性的弱点去反杀，因为在那个极端的年代，生存是为了信仰，而不仅仅是为了活着。 参考：上海热线田仲樵: 活下来的“赵一曼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