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0年，北大教授张文裕icon回家后，发现妻子王承书icon留下“祖国需要我”的字条后失踪，这一分别便是17年。 张文裕捏着那张薄薄的字条，指腹摩挲着“祖国需要我”五个娟秀却坚定的字迹，客厅里还留着王承书早上煮的粥的余温，沙发上搭着她没织完的毛线袜，书桌一角放着半本摊开的核物理专著，可那个朝夕相伴的人，却悄无声息地不见了踪影。他没有慌着呼喊，没有四处寻觅，只是缓缓坐在沙发上，眼眶泛红，喉结滚动着说不出一句话——作为与妻子并肩归国的爱国科学家，他比谁都清楚，这五个字背后，是不容迟疑的使命，是隐姓埋名的坚守，是以身许国的决绝，这一去，不知归期，甚至不知能否再相见。 张文裕与王承书，本是留美学界的一对璧人，更是骨子里刻着家国情怀的知识分子。1936年，王承书远赴美国密歇根大学攻读核物理，成为该校物理系首位女博士，凭借在气体分子运动论、核裂变理论上的卓越研究，被美国学界誉为“核物理领域的明珠”，手握终身教职和优渥待遇；张文裕则深耕粒子物理，是国际知名的物理学家，在美国拥有自己的实验室、宽敞的别墅，还有着旁人艳羡的科研条件。可抗战胜利后，看着祖国百废待兴、被列强技术封锁，两人毅然放弃了美国的一切，于1956年冲破重重阻碍归国——他们拒绝了美国学界的挽留，放弃了锦衣玉食的生活，只为一句“祖国需要我们”，只想用毕生所学，为新中国的科技崛起铺路。 回国后，张文裕受邀到北京大学任教，一边培养物理人才，一边深耕科研；王承书则进入原子能研究所，投身核物理基础研究，夫妻俩相濡以沫，白天各自忙碌，夜里灯下并肩探讨学术，日子清贫却充实。可他们心里都清楚，新中国的核工业刚刚起步，面对美苏的核垄断和技术封锁，想要打破“无核则弱、无核则欺”的困境，研制出氢弹，急需顶尖核物理人才投身其中，而这项任务，涉密、艰苦，甚至要付出生命代价，更不能告知家人。 1960年，国家秘密启动氢弹研制工程，王承书因在核裂变、核聚变理论上的深厚造诣，被邓稼先等核心科研人员点名，成为氢弹研制团队中为数不多的女性专家。接到任务的那一刻，王承书没有丝毫犹豫，却陷入了两难——她舍不得相伴多年的丈夫，舍不得年幼的孩子，可祖国的召唤，她无法拒绝。最终，她没有当面告别，只是写下“祖国需要我”五个字，收拾好简单的行李，悄悄奔赴荒无人烟的戈壁滩，从此隐姓埋名，消失在所有人的视野里，包括她最亲近的家人。 张文裕很快便读懂了妻子的心意。他知道，王承书不是不爱这个家，而是比起小家的团圆，祖国的安危、民族的底气，更让她放不下；他也清楚，以妻子的性子，一旦接下任务，就会拼尽全力，哪怕付出一切，哪怕长久分离。从那天起，张文裕收起了思念与不舍，一边照常在北大授课，悉心培养学生，一边独自拉扯孩子，操持家务，将所有的牵挂，都藏在深夜的灯光里——他会时常翻看王承书的照片，摩挲她留下的专著，哪怕没有一句消息，哪怕不知道妻子身在何方、是否安好，他也从未抱怨，从未放弃等待，因为他坚信，妻子正在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，一件能让祖国挺直腰杆的大事。 而远在戈壁滩的王承书，正经历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。没有先进的实验设备，没有充足的后勤保障，甚至没有干净的饮用水和温暖的住房，她和其他科研人员一起，住在简陋的土坯房里，顶着戈壁滩的狂风烈日，靠着算盘、草稿纸，日夜不停地推演氢弹理论数据。核物理研究本就精密，一丝差错便会导致满盘皆输，再加上国外技术封锁，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，王承书常常几天几夜不合眼，累了就趴在桌上歇一会儿，饿了就啃几口干粮，哪怕患上严重的胃病，哪怕头发渐渐花白，她也从未停下脚步。 她不能给家人写信，不能给家人打电话，甚至不能告诉任何人自己的行踪，每天面对的，只有密密麻麻的数据、反复失败的实验，还有深入骨髓的孤独。可每当她疲惫不堪、想要退缩时，“祖国需要我”这五个字，就会在她脑海里浮现，支撑着她咬牙坚持——她知道，只要氢弹研制成功，中国就能打破核垄断，就能不再受列强的讹诈，就能让亿万同胞过上安稳的日子，这份信念，足以让她克服所有艰难险阻。 这一分别，便是17年。17年间，张文裕从青丝熬到了白发，孩子从懵懂孩童长成了青年，他始终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，教书育人，深耕科研，用自己的方式，支援着祖国的建设；17年间，王承书参与完成了氢弹理论设计的关键工作，见证了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的辉煌时刻，看着蘑菇云在戈壁滩升起，她泪流满面，所有的艰辛与孤独，都在那一刻有了意义。 1977年，随着氢弹研制任务的逐步完成，涉密等级降低，王承书终于得以脱下“隐身衣”，回到了北京的家中。推开家门的那一刻，她看着头发花白、身形消瘦的张文裕，看着早已长大成人的孩子，再也忍不住，泪流满面。张文裕看着眼前的妻子，她比离开时苍老了太多，眼角布满皱纹，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？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