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29年鲁迅和许广平避孕失败，许广平意外怀上了儿子，一直想丁克的鲁迅，看到儿子第一眼，忍不住撇嘴说：“臭小子，怪不得如此可恶。” 搁现在叫“丁克”，可在1929年的上海，鲁迅不想生孩子的想法，算相当新潮且沉重。 最痛的是包办婚姻的枷锁，1906年，鲁迅被母亲骗回绍兴，和素未谋面的朱安拜堂成亲。这场婚姻里，他连洞房都没进，此后二十多年，朱安只是“母亲的媳妇”。 鲁迅在《两地书》里跟许广平说：“我怕后代重蹈我的覆辙，在无爱里熬日子”。这种对封建婚姻的恐惧，让他先给“生孩子”判了刑。 更现实的是时代的刀光剑影，1929年的中国，北伐刚结束，白色恐怖笼罩上海。鲁迅因支持进步学生，被国民党列入“黑名单”，常要躲进租界避难。 他在日记里写“夜不能寐，恐累及家人”，许广平当时还在参与进步活动，两人随时可能出事，根本不敢想象孩子没人管的场景。 鲁迅对“父亲”身份的敬畏，他在《随感录二十五》里写过，看到很多父母“生而不养，养而不教”，觉得是“罪过”。 当时他靠稿费谋生，每月收入虽有300银元，但要养母亲、朱安，还要资助进步青年，算下来根本没把握给孩子好教育——这对把“教育救国”刻进骨子里的鲁迅来说，是天大的事。 很多说鲁迅“避孕失败”，像个简单的意外，可放在1929年的医疗背景下，这几乎是必然。当时的避孕手段，跟现在比差了不止一个量级。 最主流的是“安全期法”，可当时没有精准的排卵测算工具，全靠经验判断，出错率极高。稍微“先进”点的是避孕套，但质量堪忧——1929年上海卖的避孕套多是进口货，价格不菲，一个要1银元，相当于普通工人两天工资，而且韧性差，容易破。 更关键的是社会观念的束缚，当时国民政府虽在1929年批准成立了国立第一助产学校，可“避孕”仍是禁忌话题，连医生都不会公开讲解。 许广平后来回忆，她问过医院护士，对方只含糊说“少同房即可”，根本没有科学指导。这种“谈避孕色变”的环境，就算鲁迅夫妇想科学避孕，也没地方学方法。 还有个隐藏因素：许广平的身体状况。她当时32岁，在1929年算“大龄产妇”，而且之前参与学生运动时受过伤，体质不算好。 医生明确说过，要是强行堕胎，可能再也怀不上，甚至有生命危险。鲁迅在日记里写“与广平商，终不忍弃”，这才下定决心留下孩子——所谓“避孕失败”，其实是人性和现实的妥协。 “臭小子，怪不得如此可恶”这句话，常被解读成鲁迅嫌弃孩子，可结合当时场景，更像是又气又爱的调侃——许广平难产了两天两夜，医生问“保大人还是保孩子”时，鲁迅想都没想说“保大人”，孩子出生后，他既心疼妻子遭罪，又忍不住稀罕这个小生命。 这种转变不是嘴上说说，鲁迅日记里记满了“父爱证据”。 孩子出生当天，他就跑了三家店买“婴儿襁褓”，日记写“价昂亦不惜”；1930年春节，他特意停工一天，给孩子做了个纸灯笼；孩子发烧，他半夜冒雨去请医生，回来冻得发抖还守在床边。 更特别的是鲁迅的教育方式，完全跳出了传统父亲的框架，当时大户人家都让孩子读私塾，鲁迅却给儿子买积木、绘本，还允许孩子“捣乱”——周海婴后来回忆，他常撕父亲的稿纸，鲁迅从不生气，还笑着说“撕得好，比写得好”。 对比同时代的知识分子，更能看出鲁迅的特别。胡适比鲁迅小11岁，早就生了三个孩子，对孩子实行“严格管教”；周作人更是传统大家长，要求孩子“言听计从”。 而鲁迅把孩子当“平等的人”，这种父爱，其实是他“五四精神”的延伸——反对封建权威，尊重个体价值。 还有个容易被忽略的时代意义：鲁迅的经历，其实是五四知识分子的缩影。他们一边反封建，想摆脱传统家庭的束缚；一边又逃不过“为人夫、为人父”的责任。 鲁迅从“不生孩子”到“做个好父亲”的转变，说明他们不是“不食人间烟火”的斗士，而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——这种“矛盾”，才让鲁迅的形象更真实、更可敬。 1936年鲁迅去世时，周海婴才7岁。许广平后来在《欣慰的纪念》里写，孩子常问“爸爸去哪了”，她就拿出鲁迅写的日记，念那些买襁褓、做灯笼的细节。 90多年过去，那些文字里的父爱，依然能打动人。或许这就是历史的魅力：不是记住伟人的豪言壮语，而是看懂他们藏在“臭小子”背后的温柔，看懂他们在时代洪流里的坚守与妥协。 各位读者你们觉得呢？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