你敢信吗？晚清有个王爷，大清还没亡，就把712.5万英镑（相当于现在的200多个亿）存进了英国银行，这笔巨款放在当时足以颠覆所有人的认知——要知道1842年达尔文在伦敦买带花园的豪宅才花2000英镑，简·爱做家庭教师年薪30英镑就能过得体面，而奕劻这一笔存款，够普通英国人无忧无虑活上二十多万年。 更让人咋舌的是，当时大清全年财政收入最高才2.8亿两白银，奕劻个人聚敛的家产就折合白银亿两以上，几乎抵得上半个国家的年收入，说他把大清的国库当成自家提款机都毫不夸张。 奕劻这辈子没什么真才实学，却把“讨好慈禧”玩得炉火纯青。 早年他靠着一手还算工整的毛笔字，给慈禧代笔批阅奏折、拟定谕旨，硬生生从一个不起眼的宗室子弟挤上权力顶峰。 深知慈禧喜好的他，逢年过节必献上奇珍异宝，日常起居更是揣摩得细致入微，连慈禧随口提的小事都能记在心上立刻办妥，久而久之就成了慈禧身边最贴心的红人，一路坐到首席军机大臣、内阁总理大臣的位置。 手握大权后，他干脆把庆王府打造成了明目张胆的“卖官交易所”，在全国官吏名册上用朱笔标出每个官职的价码，优劣肥缺一目了然，堪称晚清最规范的“官帽超市”。 这里的官职明码标价，童叟无欺，肥缺尚书能卖六十万两白银，普通道员标价两万两，就连出使外国的大臣职位都要花钱买，《泰晤士报》驻华记者莫理循都曾爆料，张德彝花两万五千两才谋得出使伦敦大臣一职。 邮传部尚书空缺时，奕劻起初喊价三十万两，见大商人盛宣怀想买，立刻抬到六十万两，最后讨价还价才以三十万两现金成交。 不起眼的道员陈璧，借了五万两银子和一批稀世珍宝孝敬，不仅成了奕劻的干儿子，还直接跃升至正部级尚书，连借他钱的金店老板都跟着沾光，捞到了铁路局长的肥差。 四川有个候补道，花三万两买通门仆，再送十万两寿礼，又在赌桌上故意输给奕劻的儿子上万两，才换得海关道的实缺，整套流程比做生意还讲究。 庆王府的受贿流程早已形成固定套路，官员们拜访时都用红信封装着银票，见面说句“请王爷备赏”，随手塞进坐垫下，一场权钱交易就完成了大半。 奕劻还特意准备了四本账册，现金万金以上或礼物三万金以上的入“福字册”，五千以上的入“禄字册”，千金以上的入“寿字册”，百金以上的入“喜字册”，连不满百金的都单独记录，生怕漏了一笔进项。 他七十岁寿宴那一次，光现金就收了五十万两，礼物价值超过百万两，他的夫人更厉害，靠着打麻将三天就“赢”了三十万两，明眼人都知道这是官员们变相行贿的手段。 就连王府的门房，每年收的“门敬”都有几十万两，而奕劻会和门房按比例分成，连这种小钱都不肯放过，贪婪程度可见一斑。 连权倾朝野的袁世凯都得常年上供讨好，1903年得知奕劻即将入军机处，袁世凯立刻派亲信送了十万两银票，还特意解释“这些钱不过是王爷到任时的零用，以后还得特别报效”。 此后袁世凯更是定下规矩，月有月规，节有节规，年有年规，每逢奕劻及福晋生日、儿女成婚、孙子满月，所有开支全由袁世凯包揽，不费王府一分钱。 段祺瑞为了攀附，也曾以十万白银给奕劻做寿礼，还花十万两赎出歌伎杨翠喜送给奕劻的儿子载振。 靠着这些巨额贿赂，袁世凯从山东巡抚一路升任直隶总督，掌控北洋六镇兵权，而奕劻则成了他在朝中的靠山，凡有重要官职空缺，必先和袁世凯商量，两人一内一外，把晚清政局搅得乌烟瘴气。 有人看不下去弹劾他，1904年御史蒋式瑆上奏，说奕劻入军机处后收受外省贿赂不下四十万两，还在英国汇丰银行存有巨款，结果慈禧看完奏折直接留中不发，不了了之。 后来御史赵启霖弹劾段芝贵行贿买官，奕劻居然动用权力篡改证据，让天津商会修改账簿，最后反而把赵启霖革职查办，直到舆论哗然才勉强让载振辞职、段芝贵免官，算是各打五十大板。 有慈禧撑腰，奕劻愈发肆无忌惮，甚至连俄国人的外交经费都敢收，把国家利益当成换取私利的筹码。 他早就盘算着给自己留后路，一边在朝中大肆敛财，一边把搜刮来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换成英镑存入英国银行，到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时，仅汇丰银行一家就存了200万两银子，加上其他银行的存款，总计达到712.5万英镑。 当大清江山摇摇欲坠时，他不想着如何挽救，反而拿了袁世凯300万两贿款，亲自进宫充当逼宫的说客，劝说隆裕太后同意清帝逊位。 对他来说，大清的存亡远不如自己的存款重要，反正不管谁当政，他存在英国银行的巨款都能让他安享晚年，至于那些跟着大清陪葬的百姓和忠良，根本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