释义与赏析：陈寿《三国志》中对曹操、刘备、孙权的评价 陈寿写《三国志》时，笔尖蘸的不只是墨汁，还有半辈子的沉浮。作为蜀汉旧臣，他对刘备的偏爱几乎要从纸页里溢出来——这个半生漂泊的织席匠，在《先主传》里被比作汉高祖，一句“弘毅宽厚，知人待士”道尽辛酸与抱负。 刘备投靠刘表时在席间感慨髀肉复生，在陈寿笔下不是落魄，而是“英雄之器”的隐忍；三顾茅庐请诸葛亮，更被写成“君臣之至公，古今之盛轨”的理想君臣关系。 这种偏爱不难理解：陈寿父亲曾是马谡参军，街亭战败后被诸葛亮髡刑，可他依然敬重蜀汉的君臣风骨——毕竟在那个乱世，刘备集团是唯一打着汉室旗号的政权，对蜀汉遗民来说，这不仅是历史，更是精神血脉。 曹操的评价则复杂得多。陈寿写《武帝纪》，开篇就说“天下大乱，雄豪并起”，袁绍坐拥四州，曹操却能“运筹演谋，鞭挞宇内”。他写曹操屯田制恢复北方经济，写他“不念旧恶”重用陈琳（曾为袁绍起草讨曹檄文），写他“官方授材，各因其器”的用人智慧，甚至肯定他“明略最优”是“超世之杰”。 但笔锋一转，又记下屠徐州、杀孔融、逼死荀彧的狠辣。这种矛盾源于陈寿的双重身份：既是史学家，要直面曹操“揽申商之法术”的务实；又是西晋臣子，必须承认曹魏的正统——毕竟司马家的天下从曹丕而来，若否定曹操，等于动摇西晋根基。所以他写曹操的雄才大略时不吝赞美，写其残暴时也不加掩饰，像在给后世留一面多棱镜：你看，这就是那个“治世能臣，乱世奸雄”的真面目。 轮到孙权，陈寿的笔突然冷了下来。《吴主传》里，早年“纳鲁肃于凡品，拔吕蒙于行陈”的英主形象，被“性多嫌忌，果于杀戮”的评语戳破。他写孙权晚年逼死陆逊，废太子杀鲁王，甚至追封哥哥孙策仅为“长沙桓王”——要知道，江东基业本是孙策打下的。 这种薄情，在蜀汉旧臣眼里尤其刺眼：关羽败走麦城，直接死于孙权之手，而陈寿的老师谯周曾亲历蜀汉灭亡，对东吴背盟的痛或许也藏在字里行间。更微妙的是，西晋灭吴时，陈寿正在整理史料，东吴作为最后一个对手，其君主的评价难免受胜负影响。所以他写孙权“屈身忍辱”学勾践，却强调这种隐忍不过是“成鼎峙之业”的权术，终究比不上刘备“兴复汉室”的道义高度。 三人评价的差异，说到底是时代与立场的倒影。刘备是陈寿心中的理想主义火苗，即便屡败屡战，仍保有汉室宗亲的正统性；曹操是务实的成功者，能力与罪孽交织，符合西晋需要的“天命所归”叙事；孙权则像个精明的生意人，前期靠用人谋略割据江东，后期却因猜忌毁了基业——这种结局，在推崇“君臣同德”的陈寿看来，恰恰印证了蜀汉“人和”的珍贵。 所以《三国志》不是简单的史笔，而是一个经历亡国之痛的文人，在西晋朝堂上，用曲笔写下的故国情怀与历史叩问。当我们读“先主之弘毅，太祖之明略，孙权之屈伸”时，看到的不仅是三国君主的脸谱，更是一个史学家在时代夹缝中，试图平衡真相、情感与生存的艰难抉择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