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9年申戈军病逝，杨得志非常痛苦，含泪：跟着我，她受了不少罪 1940年，那时候的杨得志，已经是八路军第2纵队司令员，可这位司令员有个“老大难”问题，30岁了，还打着光棍。 杨得志的老战友唐克威盯上了一个姑娘，叫申戈军。 申戈军原名申淑兰，是河北魏县人，正儿八经的大名女子师范学院毕业生。 唐克威把这事儿跟杨得志一说，杨得志第一反应是摇头。他觉得自己是个铁匠出身的“大老粗”，除了打仗啥也不会，人家是洋学堂出来的女大学生，这哪能哪怕？“不合适，肯定不合适！” 但在唐克威的“强行”撮合下，两人见了面。 这一见，倒把杨得志的顾虑打消了一半。申戈军虽然是知识分子，但性格爽朗，没有一点娇柔做作。而申戈军眼里的杨得志，虽然满脸络腮胡子，看着有些沧桑，但眼神透亮，那是英雄的气概。 仅仅见了两次面，1940年4月24日，两人就结婚了。 嫁给军人，尤其是嫁给高级指挥员，意味着从此告别了安稳，要把家安在马背上，安在炮火连天的前线。 杨得志说妻子“受了不少罪”，最惊心动魄的一段，绝对是在朝鲜战场。 1950年，抗美援朝爆发。杨得志率领第19兵团入朝参战。按理说，作为兵团司令员的家属，申戈军完全有理由留在国内，照顾年幼的孩子，享受相对安稳的生活，组织上也确实是这么安排的。但申戈军不仅是妻子，更是一名老党员。她只有一句话：“我不仅仅是你的妻子，我也是一名战士，前线需要人，我就得去。” 她把三个还不太懂事的孩子托付给了组织，义无反顾地跟着杨得志跨过了鸭绿江。 1952年冬天，美军为了挽回败局，在志愿军阵地上空投撒带有鼠疫、霍乱病毒的昆虫和杂物。申戈军作为随军秘书，不幸感染了细菌毒素。 看着高烧不退、一度在生死线上挣扎的妻子，身经百战、流血不流泪的杨得志，急得团团转。好在中国医疗队拼尽全力，加上申戈军自己意志力顽强，这才两次从鬼门关爬了回来。 这件事成了杨得志心里永远的痛。一个女人，本可以在后方教书育人，却为了陪自己，差点把命丢在异国他乡的冰天雪地里。 建国后，杨得志长期担任大军区司令员，后来又出任总参谋长，工作忙得脚不沾地。家里的里里外外，全靠申戈军一个人撑着。 杨得志家风严，申戈军作为“司令夫人”，从不搞特殊化。她在这个家里，不仅是妻子、母亲，还是杨得志的“政治把关人”和“生活秘书”。 杨得志身体不好，申戈军就成了半个营养师，每天琢磨怎么让他吃得顺口、吃得健康。她常说：“他在前方保家卫国，我就在后方保他的胃，决不能让他分心。” 几十年的操劳，严重透支了申戈军的健康。随着年岁增长，她的身体每况愈下。 1989年，申戈军病重住院。那是杨得志最煎熬的日子。只要不工作，他就往医院跑，守在病床前，看着日渐消瘦的老伴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只是紧紧握着她的手。 临终前，申戈军最放不下的还是杨得志。她拉着丈夫的手，虚弱地说：“我走了以后，你要照顾好自己，别太难过……” 老伴这一走，杨得志的精神世界崩塌了一半。 申戈军去世后，杨得志整个人肉眼可见地垮了。他茶饭不思，经常对着老伴的照片发呆，嘴里念叨的总是那句：“她跟着我，受罪了。” 子女们看在眼里，疼在心里，但无论怎么劝，老爷子就是走不出来。这时候，老战友李雪三看不下去了。他明白，对于这种重感情的老人来说，最好的药不是安慰，而是新的陪伴。 在李雪三的撮合下，一个叫石莉的女同志走进了杨得志的视野。 石莉比杨得志小24岁，曾是志愿军文工团的舞蹈演员。说来也巧，早在抗美援朝战场上，15岁的石莉就在台上为志愿军表演过，而坐在台下鼓掌的，正是杨司令员。这一段跨越几十年的渊源，冥冥之中仿佛自有天意。 对于这段“黄昏恋”，杨得志一开始是顾虑重重的。他怕别人说闲话，更怕对不起刚走的申戈军。 但石莉的一番话打动了他。石莉对这位老将军充满了崇拜和敬意，她愿意用自己的晚年，来照顾这位为国家奉献了一生的英雄。 1990年4月30日，79岁的杨得志和55岁的石莉结为夫妻。 结婚那天，杨得志当着所有子女的面，郑重地对石莉说了一句话：“我的孩子们会像尊重我一样尊重你。” 石莉知道杨得志心里装着申戈军，她从不吃醋，反而和杨得志一起缅怀这位大姐。她把杨得志照顾得无微不至，从穿衣吃饭到洗脸泡脚，事必躬亲。 在石莉的精心照料下，杨得志的晚年生活多了很多欢笑。孩子们回家，看到父亲气色好了，精神足了，都打心眼里感激石莉阿姨。 这段婚姻虽然只维持了短短4年，但对于杨得志来说，这是上天在他生命最后阶段赠予的一份礼物，也是申戈军在天之灵愿意看到的——她深爱的丈夫，终于又有人疼了。 1994年10月，杨得志走完了他83岁的传奇人生。 杨得志去世后，石莉依然守着那份回忆过日子。她常去平津战役纪念馆，站在丈夫的铜像前，一站就是很久。她对着铜像说：“想你了，我就来这儿看看。我和孩子们都挺好，你放心吧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