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0月6日，新加坡发生一起悲剧，一家三口来自东北，移民新加坡多年，住在组屋。父母都是高知，女儿在新加坡名校就读，曾是学霸，拥有剑桥博士学位，但后来精神失常，生活不能自理。 （信源：日照网）今年10月，新加坡盛港的一栋组屋里，7楼的曾女士早上起来做饭，抬头一看突然尖叫——天花板上渗下来几滴黏糊糊的红色液体，还带着一股冲鼻子的臭味，像把海鲜酱捂坏了的味道，擦完手都散不去。 这家人在组屋区住了快二十年，楼道里的声控灯总在他们经过时迟滞半秒才亮；父亲退休前是研究院的工程师，母亲教过中文，女儿徐娜的剑桥博士证书框在搬家时磕掉了左下角的漆。 曾女士最初以为是楼上装修弄破了水管，物业带着水管工来来回回测了三次压力，压力表的指针在正常区间纹丝不动；直到10楼住户抱怨关窗都挡不住那股酸腐味，物业才在10月6日下午决定用备用钥匙开门。 门轴发出“吱呀”一声闷响时，客厅地板上的旧藤椅还保持着倾斜的角度；法医后来推测，父亲可能在一个月前就已经倒下，而徐娜独自在空屋里，靠着橱柜里的饼干和罐头捱到最后——那些密封的铁皮罐头，标签都被手指摩挲得看不清字迹。 新加坡护联中心的档案显示，社区志愿者去年曾三次按响这家的门铃，第一次没人应，第二次门内传来模糊的争执声，第三次贴在门上的探访通知三天后原封不动。 有人说“高知家庭都好强”，可徐娜读博时导师在邮件里写的“ deadlines（截止日期）是第一生产力”，现在还存在她同学的旧电脑里；也有人提到她母亲走后，父亲去社区服务中心领过一次免费餐券，却在登记表上写了“暂借”两个字。 警方通过国际刑警联系东北老家时，发现他们最后一次回国是2019年春节，给亲戚带的伴手礼里有新加坡特产的肉脯，礼盒现在还摆在老家堂屋的柜子上。 这起悲剧里，组屋的紧急呼救按钮和24小时社区热线像两条平行线，始终没和这扇紧闭的门相交；就像徐娜书架上那本《孤独六讲》，扉页写着“献给自由的灵魂”，书脊却积了厚厚的灰。 到底是制度的缝隙太大，还是人心的壁垒太厚？或许两者都有。 短期看，这只是一则需要警方收尾的社会新闻；往深了想，它像面镜子照出：当个体把“独立”活成“孤立”，再厉害的学历和成就，都会在日复一日的自我消耗里慢慢褪色。 现在徐娜的大学同学建了个微信群，每天有人发寻人启事截图，有人说“要是当年多问问她论文写得顺不顺就好了”。 其实啊，人生哪有那么多“要是”。遇到过不去的坎，跟邻居借杯酱油的功夫顺便说句话，不丢人；看到对门总拉着窗帘，在电梯里多问一句“最近还好吗”，不麻烦。 毕竟，再精密的社会机器，也需要人与人之间的齿轮咬合；再坚固的人生铠甲，也抵不过孤独这把钝刀子的反复切割。 那扇始终没被敲开的门，最终把两个生命困成了孤岛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