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6年的香港剧场后台，62岁的梅兰芳站了很久。 他刚演完《贵妃醉酒》，戏服还没换利索，水袖上的金线在灯泡下闪着光。 有人说孟小冬在隔壁化妆间，他就朝着那扇木门走，脚步比上台时还沉。 “跟我回大陆吧，”他声音发紧，像第一次登台时背错了词，“我们重新来过。” 孟小冬没抬头，手里正给琵琶调弦，弦轴拧得“咯吱”响。 “不了。”她只说两个字，指尖在琴弦上按出个泛音，清得像冰。 梅兰芳在走廊站到戏散场，人都走光了，他还盯着那扇门。 走廊尽头的窗户没关严，风把海报吹得哗啦响，是他和孟小冬当年合演《游龙戏凤》的旧海报——她演的正德皇帝，蟒袍上的龙纹都褪了色。 他想起1927年成亲那天，她也是这样调弦，说“往后台上是君臣，台下是夫妻”。 可梅家的门，她后来只进过一次，还是梅母过世那年。 福芝芳拦在门口，说“我们梅家没有二房”，她站在台阶下，雪花落在旗袍领口，没掉一滴泪。 再后来她去了上海，经人介绍见了杜月笙。 那时她嗓子坏了，正愁没处搭班，杜月笙却请她去家里唱堂会，摆了满满一桌子菜，全是她爱吃的扬州小吃。 “孟老板的戏，得配最好的胡琴。”他说这话时，眼睛没看她，只盯着桌上的戏单。 1949年上海乱起来，杜月笙要去香港，问她走不走。 她收拾行李时，把梅兰芳送的那对玉镯收进了箱底，上面压着杜月笙新给的狐裘——毛领软和，裹在身上像团云。 1950年杜月笙病重，躺在香港的医院里。 她去看他，他拉着她的手，气都喘不匀：“嫁我吧，名分不能少。” 她点头，当天就请了律师，把“孟小冬”三个字填进了结婚证。 第二年杜月笙走了，她在灵前守了三天，没哭，只是给牌位前的香炉添灰时，手抖得厉害。 有人说她图杜月笙的钱，她没吭声，把分到的金条锁进保险柜，钥匙用红绳拴着，挂在脖子上。 1956年梅兰芳来香港，她躲在化妆间没见。 其实她听见他在门外叹气，那声音和当年梅母葬礼上一样，闷得让人心里发堵。 可她摸了摸脖子上的钥匙——保险柜里除了金条，还有杜月笙写的字条，就四个字：“放心，有我。” 难道真的是记恨梅兰芳当年的亏欠吗？ 或许吧，但更多的是，她不想再做谁的“例外”了——梅兰芳的世界里有戏台、有家族、有盛名，而杜月笙的世界里，她只是孟小冬。 1961年她迁居台湾，带着杜月笙的牌位和那面旧鼓。 鼓是杜月笙托人从上海带来的，鼓皮上还留着当年演《击鼓骂曹》时的汗渍，她总在夜里摸着鼓皮发呆。 她在台北租了个小院子，玉兰树刚栽下时细得像根筷子，她每天浇水，看着它慢慢长粗。 有人请她登台，她摇头，只教学生唱戏，一节课收五块钱，够买两斤五花肉。 学生问她：“孟先生，祢衡骂曹为什么不笑？” 她拿鼓槌敲了敲鼓边：“笑什么？心里的火没烧完，笑不出来——你看这鼓皮，敲久了会破，但鼓心得一直硬着。” 每年杜月笙忌日，她都要摆上一盘五香豆。 豆子是托人从上海寄来的，咸津津的，和当年在杜月笙书房里吃的一个味。 她坐在玉兰树下，从日出吃到日头偏西，豆壳堆成小小的山。 1977年她走的时候，玉兰树已经能遮半个院子了。 她把保险柜的钥匙留给学生，金条捐给了戏曲学校，戏本里夹着一张旧照片——是1950年和杜月笙的结婚照，她穿着旗袍，他穿着长衫，两人都没笑，却靠得很近。 有人说她是梅兰芳故事里的配角，戏份不多，却让人记了一辈子。 可她教过的学生都说，孟先生讲戏时总说：“戏里没有配角，你把自己当主角唱，台底下就有人听。” 她的戏台早就谢幕了，但那面旧鼓还在台北的戏曲学校里——学生们练《击鼓骂曹》时，总觉得鼓皮在震，像有人在后台轻轻跟着打拍子。 人生这出戏啊，哪有什么输赢？ 她选了一条路，从上海走到香港，从香港走到台北，从青丝走到白头，一步没回头。 如今玉兰花开的时候，风里好像还飘着五香豆的咸，和那句没说出口的——“这样，挺好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