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0年，武汉邮政局的普通职员秦先生，为了完成工作任务，咬牙花96元买下了15版滞销的猴票，谁能想到，这个看似平凡的选择，竟成为改变他一生的关键时刻。 那时秦先生的工资单上写着“月薪叁拾圆整”，两个儿子正读中学，妻子在纱厂三班倒，家里的铁皮饼干盒总在发薪日后第五天见了底。墨绿色的邮政柜台前，他数着抽屉里的毛票，指尖划过印着红屁股猴子的版张——金粉在日光灯下簌簌掉落，像撒了把碎星星。 邮电部那年刚推出生肖邮票系列，第一枚就撞上了冷遇。顾客嫌图案“花哨不实用”，柜台里的猴票堆成小山，局长在晨会上拍了桌子：“每人15版，完不成任务扣奖金。”秦先生捏着任务单，算盘珠子打得噼啪响，三个月工资换一沓纸片，值吗？他抬头看见墙上“为人民服务”的标语，叹了口气，从贴身口袋摸出活期存折。 妻子知道后把菜篮子摔在地上，青菜滚了一地。“你疯了？下个月给妈买药的钱怎么办？”秦先生没说话，把邮票塞进卧室墙角的旧木柜，垫在件褪色的蓝布衫下，锁孔里插着半截生锈的钥匙。那柜子后来总被遗忘，直到1991年夏天，邻居老李拿着张《集邮》杂志敲门：“老秦，你还记得80年那猴票不？现在单枚都涨到五十了！” 他蹲在地上翻木柜，蓝布衫的肘部磨出了洞，邮票却完好无损——当年怕受潮垫的报纸，恰好成了天然保护层。秦先生数着版张上的齿孔，15版，每版80枚，指尖微微发抖。可他没卖，只是把邮票移到了衣柜顶层的饼干盒里，垫上防潮纸。 转折发生在1997年，小儿子要结婚，女方提出必须在汉口买套两居室。秦先生揣着几版猴票去了拍卖行，评估师戴着白手套反复摩挲：“品相完美，整版能到24万。”他卖了5版，换了张写着“壹拾贰万元整”的支票，回家路上在菜市场买了只老母鸡——妻子炖鸡汤时，眼泪掉进了砂锅里。 剩下的10版，他存进了银行保险箱。后来有人说，猴票升值全靠发行量少，443万枚里大半用于实寄，金粉氧化又毁了一批；也有人说，黄永玉画的猴子透着股灵气，邵柏林的设计让它成了“生肖票王”。秦先生不懂这些，他只知道，当年锁在木柜里的不仅是邮票，还有一个普通职员对“完成任务”的执念。 如今秦先生八十多岁了，保险箱钥匙和工资卡一起挂在裤腰上。孙子问他：“爷爷，要是当年没买猴票会怎样？”他望着窗外的邮政大楼——墨绿色的墙面翻新过，柜台换成了玻璃的，里面摆着纪念币和文创产品。“不知道哟，”他笑，“或许日子也能过，就是给你爸买房时，得多熬几个夜吧。” 那15版猴票，最终成了秦先生给家人的一份沉默礼物。它不像奖状那样耀眼，也不如存折数字直白，却在四十年光阴里，把计划经济的任务指标、市场经济的收藏浪潮，还有一个普通人的坚守，悄悄缝在了一起。就像老木柜里那枚生锈的钥匙，当初是为了锁好“负担”，后来才发现，锁住的是时代递来的一颗糖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