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5年4月25日，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，65岁的周养浩拎着简单的行李走出大门，工作人员问他想去哪里，他脱口而出：“台湾。” 周养浩出生于1910年浙江江山县一个农民家庭，父亲周干奎是武秀才，曾担任营部稽查官。从小接受严格教育，他五岁开始背诵经典，十三岁考入省立衢州八中，二十岁进入上海法学院法律系。1932年毕业后，本可从事法律工作，但他选择加入国民党情报系统。1933年经戴笠介绍，加入复兴社特务处，军统局成立后负责内勤司法事务。1936年任西安市警察局司法科长，1937年继续类似职位，处理多项案件。他的升迁依赖于对国民党忠诚和情报技能，在军统内部逐渐崭露头角，与沈醉、徐远举并称三剑客。他外表斯文，却以审讯手段闻名，常常使用心理施压和物理折磨获取情报。1941年3月调任贵州息烽集中营主任，那里关押政治犯，他改革营区管理，引入劳改制度，同时加强监控和审讯。 在息烽集中营，周养浩负责关押多名国民党视为威胁的人员，包括杨虎城。他设计多种审讯方法，如在书籍中涂抹药物、监听家属对话。1945年审讯地下党员赵世炎时，使用录音施压，导致对方签字。他还从犯人劳动中获利，开办小型工厂生产雕刻品、烟卷和鞋子，将资源分配给合作者，克扣不合作者待遇。这种管理方式提升了集中营效率，但也加剧了犯人苦难。1948年，他参与杨虎城事件，作为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，下令处决杨虎城一家，包括十二岁儿子杨拯中。这起事件源于蒋介石指令，他执行时毫不手软，事后继续军统工作。国民党败退时，他秉承毛人凤命令，在重庆处理多项秘密任务。他的行为反映出对国民党体制的依附，视对手为必须清除的对象。 1949年12月，周养浩试图从昆明机场逃亡，计划飞往海南，但卢汉控制机场拒绝加油，导致他被解放军俘获。押送重庆白公馆途中，他绝食抗议，后转入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。在那里，他参与改造活动，擦拭地板，帮助病友，但这些表现带有计算痕迹，如裤膝缝厚垫以防受伤。学习会上，他表达悔过，写悔过书文采斐然，将旧我比作染血长衫，新我似初生婴孩。他的悔过书发表于新生报，但类似修辞曾用于军统内部简报夸耀审讯技巧。狱友沈醉握手时，他点头回应，却保持距离。他的表现让部分人怀疑真诚，但政策允许观察和评估。 1975年3月，根据中央指示，对全部在押战犯实施特赦，周养浩名列最后一批。他出狱后立即申请赴台，引用军统誓词表示忠诚。台湾当局拒绝，担心旧部惹事。他滞留大陆短暂时间后，转往香港。在湾仔酒楼与军统旧部聚会，他讲述杨虎城事件细节，称建议诱杀方式更诛心。这些言论被星岛日报曝光，旧僚开始回避。他在香港逗留140天，无法获得台湾入境许可，只能选择前往美国投奔小女儿。抵达洛杉矶东郊廉租公寓，他挂起1948年戴笠墓前照片，偶尔哼唱绍兴戏曲，到特定一句停止。邻居华人老太递食物时，他接过点头。 在美国，周养浩定居廉租公寓，拒绝所有采访，保持低调生活。他与女儿团聚，但晚年健康恶化。1986年寒夜，他咳血去世，年龄76岁。警方发现他手中握残破纸片，上有功德林思想汇报文字，墨迹模糊。他的去世标志着军统时代一员的落幕，生前作恶多端，却在政策宽容下度过余生。他的经历显示出国民党特务在败退后的分散，一些选择留大陆，一些远走海外。他的选择反映了对旧体制的顽固依恋，即使面对拒绝也未改变初衷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