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3年，有位八路军营长受重伤，治了整整一年，动了7次手术，伤情还是没好转。上级决定，把他送到延安去治。谁也没想到，就这一路，他的伤竟然自己好了。 张中如出生于1919年的山西原平，那里是典型的黄土高原地带，生活条件艰苦。他早年接受教育，接触到抗日思想，1937年七七事变后，他中断学业，加入当地抗日游击队。为适应地下工作，他改用张中如这个名字，担任连长一职，负责招募队员。队伍主要在文水和离石地区活动，针对日军补给线展开袭击。初期装备不足，仅有步枪和少量手榴弹，他们依赖夜间突袭来弥补劣势。一次在太原附近，他们成功伏击运输队，缴获部分物资，但也付出代价，支队长刘森在战斗中牺牲。这次事件让队伍意识到敌军反击的猛烈程度。张中如从中学到更多战术经验，强调队伍的机动性。1938年初，部队遭遇围攻，他参与突围行动，成功脱离险境。随后，他正式加入八路军，编入山西战地动员委员会游击支队。 在八路军中，张中如从基层起步，先后在中队长和连长岗位上任职。部队经常转移阵地，面对日军扫荡，他组织战士加强训练，提高作战能力。1942年，他升任晋绥军区第八军分区21团一营营长。这个分区位于晋西北，地形复杂，有利于游击战。他负责指挥多次伏击任务，破坏敌方计划。例如，在柏峪口北洋河一带，他布置阵地，成功阻击日军推进。战士们利用地形优势，造成敌方损失。这些行动帮助巩固根据地。他的领导注重实际，结合当地情况调整策略，避免不必要的伤亡。抗日时期，晋绥地区资源匮乏，部队依赖群众支持，他推动军民合作，获取情报和补给。这段经历让他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知识，为后来的战斗打下基础。 1943年3月16日，在交城县沟口山，张中如指挥部队设伏。三颗子弹击中他的左胸，导致严重创伤。伤口从前胸进入，后背穿出，形成大洞，伴随碎骨和组织损伤。急救时，由于药品短缺，只能用高粱酒消毒。这在当时是常见做法，但效果有限。他被送往晋绥军区医院，接受首次手术。医生米勒使用简陋设备清除异物，整个过程缺乏麻醉。他忍受剧痛，手术后开始恢复训练。从第三天起，他坚持吹篮球内胆，帮助排出积脓。这种方法基于医生建议，旨在防止感染加重。两个月后，伤口恶化，排出大量脓液，体温升高到40度。这表明感染控制失败，他转入其他医院治疗。 接下来的治疗期长达十个月，他总共经历7次开胸手术。每次手术条件都极为艰苦，麻药供应不足，医生只能有限使用。他用木头辅助忍痛。一次手术过程中发生停电，医生在暗中继续操作，他提供具体指导，帮助清除残留碎骨。1944年6月，伤情进一步恶化，左胸塌陷，脊椎变形。医疗队评估后，认为感染已扩散到纵隔，救治希望渺茫。上级决定将他转送延安，寻求更好医疗资源。担架队在黄土路上运送他，小王负责护理，每半小时提供水分。第三天，伤口渗液停止。第七天，他从昏迷中苏醒，胸部开始恢复形状。路途颠簸促进了引流，干燥气候减少了细菌滋生。 抵达延安白求恩国际医院后，医生检查发现伤口长出新组织。这超出预期，标志着转机。1945年元旦，他已能正常活动，参与集会。他的恢复依赖于多种因素，包括免疫响应和环境影响。抗日战争结束后，他继续在军中服务，参与解放战争。在西北战场，他指挥部队推进，处理渡河和攻坚任务。1949年后，他获授少将军衔，担任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首任校长。该学院专注于军事教育，他负责组织课程和训练。退休后，他在北京生活，保持低调。病历显示7次手术记录，康复原因未明。专家分析可能与震动和体质相关，人们普遍认可意志力在其中的作用。 张中如的经历反映出抗日时期医疗条件的局限性。那时，药品和设备短缺，手术依赖医生经验。晋绥地区医院多为窑洞式，照明靠手电筒。感染控制是主要挑战，许多伤员因脓肿而亡。他的案例突出环境因素的重要性，如干燥空气对细菌的抑制。转运过程中的颠簸无意中起到排水效果，这在现代医学中类似某些物理疗法。历史资料显示，类似奇迹在战时偶有发生，依赖个体体质。他的坚持训练，如吹内胆，体现了自我康复的努力。这段历史提醒人们，战争中生存往往依赖多种巧合。 在军旅生涯后期，张中如专注于教育工作。学院成立初期，他推动国际军事交流，引入外语培训。学员们学习战术和语言，他监督进度，确保实用性。退休后，他参与回忆录整理，记录抗日细节。这些资料成为研究抗日历史的参考。他的生活简朴，注重健康管理。尽管胸部留有后遗症，他维持右肺功能长达七十年。这得益于早期恢复和持续保养。2019年，他在北京逝世，享年100岁。临终时，他提及当年子弹位置，表达对历史的感慨。他的故事在军史中流传，激励后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