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9年春，农业部副部长杨显东在北京一次会议上说出了一句话：“大寨的罩子必须要去掉！“这在当时引起不小震动，因为“农业学大寨“运动已经进行了15年。 大寨村位于山西昔阳，地形多沟梁坡，1953年后通过填沟垒坝造人工平原，扩大耕地，粮食产量从低水平上升。这成为1964年提出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基础，强调自力更生和集体努力。运动在全国展开，推动农田水利建设，改变部分农村面貌。但后期出现不合理做法，如违背自然规律，导致生产损失。动荡结束后，各种极左风潮受到批评，运动被视为破坏生态和经济规律的例子。 1978年，杨显东带队考察大寨，观察到实际粮食产量远低于报道。1977年亩产仅400斤左右，与宣传高产差距大。山坡植被减少，土壤流失加剧，小麦玉米长势弱，病虫害多发。考察显示，过度开垦耗竭土壤肥力，水源短缺影响作物。数据注水问题突出，一些地方集中粮食制造假象，误导决策。这些发现源于实地测量和农户访谈，揭示模式僵化的一面。 推广大寨模式忽略地域差异，河北平原适合机械耕作，却强行修梯田，增加劳力却降低效率。江南水乡稻田改种玉米，水分利用不当，产量下滑。内蒙古草原开垦种粮，破坏植被，引发沙化。全国浮夸风影响规划，虚报产量导致资源分配失当。杨显东指出，这些缺陷包括不顾条件强推、生态损害和数据不实，已影响到农业进展。 1979年春，杨显东在北京座谈会发言，指出动员全国学大寨造成浪费，把农业引向歧途。会议有六十多人参加，包括经济学家，讨论焦点在大寨问题上。他的话引发争议，一位大寨代表反对，但也有人支持实证调整。发言基于考察证据，如土壤分析和产量对比，强调需结合科学方法改进。这次会议标志对模式的公开审视，推动方向转变。 1980年，陈永贵卸任副总理，同年中央停止农业学大寨运动。同期，安徽小岗村农户实行包产到户，农户分工明确，耕作精细，第一年产量大幅增加。这种方式扩展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，农户自主权扩大，生产积极性提高。全国粮食总产从1978年6095亿斤增至1984年8146亿斤，六年增长2051亿斤，解决温饱难题。 大寨村后来转型旅游，利用梯田景观和窑洞资源，吸引游客，村民收入上升。集体开发步道民宿，生活改善，为乡村建设提供参考。运动结束反映了农业政策从集体化向责任制的转变，强调尊重实际和经济规律。这段历史显示，模式推广需考虑多样性，避免一刀切带来的损失。 农业学大寨运动虽推动了水利建设，但也暴露了忽略生态的后果。三年困难时期的影响延续，虚报产量和高征购加剧农村紧张。后期推广导致各地盲目跟风，南方旱作不适，北方开垦沙化。停止后，农村探索新路径，如包产到户激发活力，粮食增产证明其效果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