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7 年，李德以不适应延安生活为由欲返苏联，毛主席劝他：“苏联正搞大清洗，此时回去，恐有生命之忧，望你慎重考虑。” 1933年底，李德到瑞金，中国苏维埃共和国首都，当军事顾问。他支持博古路线，1934年和周恩来、博古组成三人团，实际掌控军事决策。他推行阵地战，对抗国民党第五次围剿，让红军建固定工事，正面挡敌。 李德原名奥托·布劳恩，是共产国际1932年派往中国的军事顾问，却从未真正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。他抵达瑞金后，凭借共产国际的背景获得博古的绝对信任，甚至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，推动取消红军总司令部和红一方面军司令部，将朱德、周恩来调回后方，彻底掌控了军事指挥权。 当时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“围剿”已具备明显优势，采取“三分军事，七分政治”的方针，依托坚固堡垒逐步推进。但李德无视红军擅长的运动战、游击战传统，生硬照搬苏联正规战经验，提出“御敌于国门之外”的冒险主义方针，强令装备简陋的红军与拥有飞机大炮的国民党军打阵地战、堡垒战。 1934年4月的广昌保卫战成为错误战术的集中爆发点，毛泽东、张闻天等人明确反对坚守这一不利阵地，但李德执意下令“决战”。历时18天的战斗中，红军虽毙伤敌军2600余人，自身伤亡却高达5000余人，最终被迫撤离广昌，根据地门户大开。更令人惋惜的是，当第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、公开抗日反蒋并与红军签订合作协定时，李德与博古拒绝了毛泽东提出的战略配合建议，错失了打破“围剿”的绝佳战机。 连续的军事失利让中央根据地日益缩小，军力、民力消耗殆尽，红军被迫于1934年10月开始战略转移，长征由此拉开序幕。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，彻底结束了“左”倾错误领导，李德被撤销军事指挥权，这也是他军事生涯的转折点。 抵达延安后，李德虽不再参与军事决策，但始终未能真正认识到自身错误的根源。1937年他提出返苏时，毛主席的劝阻既是基于当时苏联大清洗的严峻局势，也饱含着对他个人安全的关切。不过李德并未听从建议，最终于1939年夏奉命返回苏联。 回到苏联后，李德接受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监察委员会的审查，虽承认在中国的错误但免予处分，此后被分配到出版领域工作，不再参与核心事务。斯大林去世后，他于1953年返回德国，却在60年代中苏关系紧张时违背多年沉默的承诺，发表《中国纪事》等作品歪曲中国革命历史，沦为反华势力的一员，直至1974年离世。 李德的经历并非单纯的个人悲剧，更折射出教条主义脱离实际的致命危害。中国革命的胜利，正是源于中国共产党人摆脱了外来经验的束缚，走出了符合自身国情的道路。历史已经证明，任何脱离实际的理论和指挥，最终都会给革命事业带来沉重代价。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？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