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6年，顾维钧趁妻子黄蕙兰睡着，偷偷溜进严幼韵的房间。这时他万万没想到，黄蕙

1956年，顾维钧趁妻子黄蕙兰睡着，偷偷溜进严幼韵的房间。这时他万万没想到，黄蕙兰趁他不注意，默不作声跟着上楼，当听到屋内传来嬉笑吵闹的声音时，她一气之下狠狠地把房门给踹开，顺手掂起了旁边的一壶水，毫不犹豫的浇在了顾维钧的头上。 那时的顾维钧虽已从外交一线卸任，但仍是各国政要眼中的“中国通”，而黄蕙兰作为他的第三任妻子，顶着“南洋糖业大王之女”的头衔，曾陪他在巴黎、华盛顿的外交场合周旋，一身定制旗袍、一口流利法语，是众人眼中“最体面的顾夫人”。严幼韵则是他相识多年的旧友，丈夫去世后常以“探望”之名出入顾家，关系向来微妙。 那天夜里，顾家别墅的灯光早已暗透。黄蕙兰白天陪顾维钧参加荷兰驻华使节的晚宴，应酬到深夜，沾床就睡得沉。顾维钧躺在床上，却翻来覆去没了睡意，听着身旁妻子均匀的呼吸声，他慢慢挪开被子，连拖鞋都没敢蹭出声响，赤着脚沿着楼梯扶手，一步一步往二楼严幼韵的房间挪去——他以为自己藏得严实，却没发现身后卧室的门，被夜风轻轻吹开了一条缝。 黄蕙兰其实是被冷风吹醒的。她迷迷糊糊睁开眼，没看到身边的顾维钧，起初以为他去了书房处理未看完的外交文件，可等了足足十分钟，楼下书房的灯始终没亮。一股莫名的不安涌上心头，她披了件外套，轻手轻脚地跟在后面，看着顾维钧的身影消失在严幼韵的房门口，指尖瞬间攥得发白。 房间里很快传来细碎的嬉笑声，严幼韵的软语和顾维钧的低笑混在一起，声音不大，却像针一样扎进黄蕙兰的耳朵。她想起自己二十多年来的付出：用娘家的钱帮顾维钧打点人脉，在他被外交难题困住时陪他熬夜分析局势，甚至为了迎合他的喜好，硬生生把自己的急性子磨成了“外交场合的温和”——可这些，终究没换来他的真心。 积压多年的委屈和愤怒一下子冲垮了理智。黄蕙兰再也顾不上什么“顾夫人的体面”，冲到房门前，抬起穿着丝绒拖鞋的脚，狠狠踹向木门。“砰”的一声巨响，木门撞在墙上又弹回来，顾维钧和严幼韵同时回头，脸上的笑意还没来得及褪去，就僵在了原地。 黄蕙兰的目光扫过两人，最后落在顾维钧身上。她没哭没闹，转身抄起旁边桌上的一壶冷水——那是佣人刚给严幼韵准备的睡前温水，此刻还带着凉意。没等顾维钧开口，她手一扬，整壶水顺着顾维钧的头发往下淌，打湿了他的真丝睡衣，连肩膀上的绣花都泡得发皱。 顾维钧整个人都懵了，冷水顺着脸颊流进衣领，激得他打了个寒颤。反应过来后，他第一时间不是愧疚，而是觉得丢了面子，猛地站起来吼道：“黄蕙兰！你疯了？”语气里满是愤怒和难堪，仿佛被浇冷水的是他，受委屈的也是他。 严幼韵也慌了，赶紧站起来想拉黄蕙兰的手，嘴里说着“蕙兰姐，你别误会，我们就是聊聊天”，可话没说完，就被黄蕙兰冷冷的眼神逼退。黄蕙兰看着她，声音带着颤抖却格外清晰：“聊天？需要趁我睡着，躲在房间里聊吗？” 楼下的佣人听到动静，端着托盘跑上来，看到顾先生浑身湿透、顾夫人脸色铁青的样子，吓得赶紧低下头，连呼吸都放轻了。顾维钧被佣人看得更不自在，指着门口对黄蕙兰说：“你先出去！有什么事明天再说！” 黄蕙兰却没动，只是看着他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我出去？该出去的是你们。顾维钧，我嫁给你二十多年，没让你在外交场上丢过一次脸，可你呢？你就是这么对我的？”说完，她不再看两人，转身踩着沉重的脚步下了楼，背影里满是决绝。 那天夜里，顾家别墅的灯亮了一整晚。黄蕙兰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了一夜，手里攥着当年结婚时顾维钧送她的珍珠胸针，那胸针早就没了光泽，就像这段婚姻一样。顾维钧则在严幼韵的房间里换了衣服，两人说了些什么没人知道，只是天快亮时，严幼韵就带着行李离开了顾家。 熟悉黄蕙兰的人都知道，她向来是个极爱面子的人。当年在巴黎参加国王宴请，她的旗袍被红酒洒到，也能笑着用手帕擦干净，继续和宾客谈笑风生；就算知道顾维钧早年和其他女人有过传闻，她也从没在外人面前提过一句，总是说“维钧工作忙，我该多体谅他”。可那天夜里，她却把所有体面都抛在了脑后。 那次“浇水事件”后，黄蕙兰和顾维钧的婚姻彻底走到了尽头。她没有像其他豪门太太那样，哭闹着要财产、要名分，只是平静地收拾了自己的东西，离开了那个住了二十多年的别墅。她去了纽约，租了一间小公寓，身边只带了几个行李箱，里面全是自己的衣服和书籍，没拿顾家一分钱。 顾维钧后来也去了纽约，没过几年就和严幼韵结了婚，那是他的第四段婚姻。有人说他终于找到了“能陪他安度晚年的人”，可也有人说，他不过是又找了一个“合适”的伴侣——严幼韵懂外交圈的规矩，也能把他的生活打理得妥帖，就像当年的黄蕙兰一样，只是少了那份“用财富撑场面”的底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