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北野鸡泛滥成灾，为何几乎没人敢下嘴？当地农民直言：“别说吃了，我们甚至都不敢去招惹它！” 在东北，农田上最让人头疼的，不是虫子，也不是天灾，而是一种看上去挺“吉祥”、叫起来挺“热闹”的野生动物：野鸡。 眼下，这些羽毛鲜亮、身手敏捷的“林中跑将军”正大摇大摆地在田地里横行，专挑玉米、大豆这样的主粮下嘴，一顿操作猛如虎，留下一地断茎残叶和农民的叹息。 可奇怪的是这种成群结队的“粮食大盗”，竟然没人敢动手。不是不想动，而是不敢碰。农民说得很直接：“别说吃了，我们现在连招惹它们都不敢。” 从农田被啄得稀碎，到村里都能听到野鸡打架的声音，东北多地特别是大庆、松原等地，野鸡的存在感越来越强。 过去，这玩意儿在林子里偶尔一见，现在倒好，几乎成了庄稼地里的常驻“租客”。 根据地方农业部门的监测数据，野鸡种群数量近几年呈现明显增长态势。原本是林下稀客，如今成了田埂常客。 村民回忆，十几年前一年也见不了几只，现在一窝能孵七八只，一年还能孵两三窝。算下来，扩张速度堪比“野鸡版人口红利”。 这场“野鸡逆袭”的背后，少不了生态政策的加持。2016年全面推广的禁枪令，直接切断了非法狩猎的主要手段。 再加上全国范围内对野生动物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强，野鸡这类适应能力强、繁殖能力高的物种，迅速占了生态的“便宜”。 天敌减少也是关键一环。过去，野鸡得防狐狸、鹰隼、黄鼬，现在这些“老对手”纷纷退场，野鸡的生存压力骤减，窝窝满枝、代代繁荣，也就不奇怪了。 东北向来气候偏冷、林地广阔，给野鸡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栖息地。风吹草低见鸡影，成了不少农户家的真实写照。 可问题来了，野鸡再野，它终究是“鸡”，不少人难免动点“口腹之念”。可真要动手，就得三思而后行。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》，野鸡属于“三有”保护动物，也就是具有重要生态、科学和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。 同时，它还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，违法猎捕、运输、食用，都可能面临法律责任。 近年来多地已有因非法猎捕野鸡而被追责的案件。2024年黑龙江某地，一村民因私自设陷阱捕获野鸡，不仅被罚款，还面临刑事调查。 这让许多农民心里直打鼓：你说不管吧，庄稼遭殃；你说出手吧，法律不容。进退两难的局面，让不少人选择了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”，但野鸡却越发猖狂。 损失是实打实的。在一些以玉米和大豆为主的种植区，一片庄稼地只要被野鸡盯上，几天时间就能啄得稀烂。 初步估算，一个村一年因此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可能高达数十万元。 村民尝试过各种办法：摆稻草人、放录音机、甚至买声波驱赶设备，但效果都不理想。野鸡聪明得很，几次下来就知道哪些是假把式。 有人甚至尝试使用化学驱避剂，但这类方法不仅成本高，还可能对土壤和其他动物造成影响，属于治标不治本。 在这种“打又不敢打，守又守不住”的局面下，农民的无力感越积越深。 但换个角度看，野鸡泛滥也不是全然的“坏事”。它们在生态系统中有着自己的角色，比如控制部分昆虫数量，维持草地生态平衡。 如果片面打压，可能反而打乱本就脆弱的生态链。问题的症结，不在于野鸡本身，而是生态链的不完整。天敌少了，野鸡自然成了“赢家”。 要解决这个问题，靠农民单打独斗显然不现实。更科学的路径，是建立基于种群调查的动态调控机制。 换句话说，先搞清楚野鸡到底有多少、分布在哪，然后再制定相应的管理策略。 同时，推动建立野生动物致害保险制度，给予受损农民合理补偿，才有望缓解基层的矛盾情绪。 有些地方也在尝试通过生态调控的方式恢复野鸡的“天敌链条”。 比如在林区适当放归部分猛禽，或者通过人工干预恢复生物多样性，以此来达到自然调节的效果。这种方式周期长、见效慢，但从长远看，是更稳妥的解法。 此外，不能忽视社区群众在野生动物管理中的作用。与其让农民孤军奋战，不如让他们参与到保护与治理中来。 比如建立村级观察点、培训生态监测员，让村民既是生态的守护人，也是自身权益的保障者。 从野鸡泛滥这件事上，我们能看到的不只是几个庄稼地的问题，而是一整套生态、法律和社会治理体系之间的交集。 在保护野生动物的大背景下，如何让政策既不伤农，也不伤生态，是摆在管理者面前的一道现实难题。 解决这场“鸡患”，需要的不只是驱赶工具，更是系统思维。既要尊重自然规律，也要保护农民利益；既要守住法律底线，也不能忽视基层声音。 只有在科学管理和法治保障的双重支撑下，才能让“野鸡满地跑”的乡村景象，变得既生动又不扰民。 信息来源： 《男子下猎夹非法狩猎，被警方逮个正着》——新街派生活报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