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2年，84岁大特务毛森，在病重之际抓住儿子的手说：“我有一个憋了四十多年的愿望，想回家乡看一眼！” 1992年美国旧金山，84岁的毛森枯瘦的手紧紧攥着儿子毛建光的手腕：“建光，帮爹办件事，我想回浙江江山老家看看。”这个曾让地下党闻风丧胆的“军统大特务”，此刻眼中只剩浑浊的泪光。 1908年出生于浙江江山的毛森，20岁考入浙江警官学校，因成绩优异被戴笠看中调入军统。抗战时期，他在上海从事对日情报工作，曾策划刺杀汪伪政权要员陈箓，一度成为日军悬赏的“头号目标”。 真正让毛森“声名狼藉”的是解放战争时期。1947年他出任上海警察局局长，主导镇压地下党活动，双手沾满革命烈士的鲜血。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，蒋介石下达“坚不吐实，处以极刑”的密令，毛森随即展开疯狂“大搜捕”，仅半个月就逮捕进步人士千余人，其中就包括中共上海秘密电台台长李白、报务员秦鸿钧等核心骨干。 这些烈士在狱中遭受酷刑仍拒不泄密，最终被毛森下令押至浦东戚家庙秘密杀害，他们的事迹后来还被改编为电影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，成为一代人的红色记忆。 但鲜为人知的是，撤离上海前，毛森却冒着重罪风险秘密释放过3名地下党成员——其中一人是他江山同乡的侄子，对方曾在抗战时期为他传递过日军布防情报。 当时他让亲信伪造“保释”文件，趁夜色将人送出上海，临走前只说了句“乱世求存，别再沾政治”，这种矛盾行为背后，既有同乡情谊的考量，更暗藏对国民党败局的隐忧，为他的人物形象埋下复杂伏笔。 1949年毛森随国民党退守台湾，本以为能凭借“镇压功绩”身居高位，却迅速陷入派系斗争的漩涡。 1950年“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”后，台湾当局内部互相倾轧，毛森因与陈诚派系存在矛盾，被诬告“通共”，宪兵直接将他架到刑场，险些被乱枪处决。 最终他依靠老部下冒死通风报信，乔装成渔民偷渡离开台湾，辗转经菲律宾前往美国，1975年才定居香港。 这段“兔死狗烹”的经历，让他彻底看清国民党政权的虚伪，也让他对故土的思念愈发浓烈。 在香港的日子里，他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，只开了家小杂货铺维生，闲暇时就泡在香港的江山同乡会。 他常托返乡探亲的同乡带家乡的泥土和橘子，把泥土装在小瓷瓶里摆在案头，橘子皮晒干后收在铁盒里。 有同乡回忆，他总翻着旧地图问“江山的铁路通了没”“老家的祠堂修了吗”，还匿名捐钱给家乡修了一段村路，只让汇款单备注“游子敬赠”。 1992年毛森确诊肺癌晚期，归乡愿望愈发迫切。他让儿子毛建光通过香港爱国人士牵线，向大陆方面表达返乡意愿。 当时的历史背景为他的愿望提供了可能性：1992年“九二共识”达成，两岸民间交流逐渐松动，不少滞留台港的原国民党人士开始返乡探亲。 但毛森的情况特殊——他的“特务”身份在大陆有明确案底，且手上有革命烈士的鲜血，能否获批成为最大悬念。 大陆方面的处理展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性。相关部门经过三个月核查，最终给出“不公开、不接待、不宣传”的原则性答复，同意其以普通游子身份返乡。 这个决定背后有严谨考量：既正视他解放战争时期的罪行，未予官方层面认可；也认可其抗战时期刺杀汉奸陈箓等抗日功绩，更尊重“游子思归”的人性本能。 当时负责对接的工作人员后来回忆，审批时争议很大，但最终达成共识：历史功过要厘清，但人性需求不该被完全抹杀。 遗憾的是，命运没能给毛森这个机会。1992年10月17日，距离预定返乡日期仅剩5天，他因肺部感染引发呼吸衰竭，在香港养和医院病逝。 儿子毛建光在回忆录里写道，父亲临终前始终攥着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，那是1928年他离家求学时，在江山老家门口与母亲的合影。 弥留之际，老人反复呢喃：“村口的樟树该有合抱粗了，橘子应该熟了……”这份遗憾，成了他复杂一生的最后注脚。 后世对毛森的评价常陷入“非黑即白”的误区，有人因他的血腥镇压骂他“刽子手”，也有人因他的抗日功绩称他“爱国志士”。 这种片面评价忽略了历史人物的复杂性。就像1949年他撤离上海前释放3名地下党，既有同乡情谊的考量，也暗含对国民党前途的失望；晚年想返乡，既是对故土的眷恋，也是对自己一生功过的隐性反思。 1989年，原国民党上将胡宗南的骨灰由其子护送返乡，大陆方面未搞官方仪式，仅由当地民政部门协助安葬；1995年，原军统少将沈醉返乡时，当地政协人士以私人身份与其会面，既不谈过往功绩，也不提历史罪行，只聊家乡变化。 沈醉曾公开反思过往，毛森虽未明确表态，但晚年拒谈政治、只念故土的姿态异曲同工。毛森虽未及返乡，但他儿子毛建光2005年带骨灰归乡时，也延续了这种低调原则，当地村民自发帮忙平整墓地，有人感慨“不管以前做过什么，落叶归根总是该的”。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？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