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8年，41岁戴笠借口加班，把秘书余淑衡，带到了卧房，戴笠递给她一杯咖啡：“提提神！”余淑衡喝了两口，突然四肢无力，晕倒在地…… “咖啡迷晕”的传闻最早见于上世纪80年代的通俗历史读物，细节描述得绘声绘色：1938年重庆，戴笠对刚入职不久的秘书余淑衡心生觊觎，借口处理紧急情报让她深夜加班。余淑衡抵达戴笠办公室时，发现灯光明亮的卧房里摆着两杯咖啡，戴笠笑着说“熬夜提神”。她喝下后不久便头晕目眩，醒来时已身处床铺，戴笠正坐在床边“表露心意”。 可这个看似“真实”的故事，在史料考证面前不堪一击。历史学者马振犊在《戴笠传》中明确指出：“此说无任何直接证据，细节来源不明，且与当时情境严重不符。” 更关键的是，传闻中“迷晕”的情节，与戴笠对待余淑衡的长期态度完全矛盾。如果真有强迫行为，为何余淑衡仍在军统工作三年之久，且戴笠后期还全力资助她赴美留学？ 戴笠与余淑衡的相识，始于1937年的一次人才选拔。当时军统急需英文流利的秘书，负责处理与盟军的情报往来。22岁的余淑衡从数百名应聘者中脱颖而出——她出身湖南书香门第，毕业于燕京大学英文系，不仅精通双语，还写得一手好字，更难得的是临危不乱的心理素质。面试时，戴笠用英文提问“如何应对情报泄露”，余淑衡沉着回答“先封锁消息，再反向追踪，最后清理内鬼”，让戴笠当场拍板录用。 此时的戴笠，早已不是乡野小子。他早年经历包办婚姻，与妻子毛秀丛感情淡薄，长期分居。凭借过人的情报天赋和执行力，他深得蒋介石信任，一手打造出庞大的军统系统，成为民国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。但权力顶峰的他，内心却有着不为人知的孤独——身边多是趋炎附势之辈，鲜有能在智力和视野上与他对等的人。而余淑衡的出现，恰好填补了这份空缺。 工作中的余淑衡，展现出远超同龄人的能力。1938年美国顾问访问军统时，她全程担任翻译，精准传达专业情报术语，连美方人员都称赞“比官方翻译更出色”；她整理的英文情报简报，条理清晰、重点突出，让戴笠节省了大量阅读时间。戴笠对她愈发赏识，从最初的“得力下属”，逐渐生出别样的情愫。 戴笠对余淑衡的特殊，从1939年开始显现。最直接的证据，是军统档案中一份标注“绝密”的化名记录——戴笠在给余淑衡的私人信件中，署名始终是“余龙”。“龙”是戴笠的乳名，而“余”则是随了余淑衡的姓氏，这份刻意的“同姓”，在讲究“名分”的年代，已是隐晦的心意表达。 更能体现诚意的，是他对余淑衡家人的照顾。1939年日军轰炸长沙，余淑衡的父母被困灾区。戴笠得知后，立刻派专人驱车前往营救，将其家人安全接到重庆，并安排在军统下属的宿舍居住，每月发放生活费。余淑衡的弟弟想报考军校，戴笠亲自写信推荐，还叮嘱校方“严格要求，不可特殊对待”。这些举动，绝非“玩弄感情”者会做的事。 但戴笠的身份，决定了这段感情注定无法公开。当时国民党规定“高级官员不得纳妾”，蒋介石更是多次强调“军统人员需严守风纪”。戴笠深知，一旦公开与余淑衡的关系，不仅自己的职位难保，还会连累余淑衡的名声。因此，他始终将情感克制在“上下级”的框架内，唯一的“越界”，或许只是在加班晚归时，让司机先送余淑衡回家，自己再乘车返回住所。 1941年，局势发生变化。随着戴笠的权力越来越大，政敌也越来越多，开始有流言蜚语攻击他“重用女秘书，恐有私弊”。同时，余淑衡向戴笠提出“想继续深造”的想法——她不愿一辈子做秘书，希望能赴美攻读国际关系博士。这两个因素叠加，让戴笠做出一个重要决定：资助余淑衡出国留学，既为她的未来铺路，也避避风头。 为了让余淑衡安心留学，戴笠做了周密安排：他亲自联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，凭借与美方情报部门的关系，为余淑衡争取到全额奖学金；他一次性给她兑换了5000美元，这在当时相当于普通职员十年的工资；考虑到战乱年代的安全，他还安排军统驻美办事处的人员负责接机，并叮嘱“不可暴露身份，只做普通照料”。 两人的联系并未因距离中断。根据解密的军统密电，1941年至1945年间，戴笠与余淑衡有数十封加密电报往来。这些电报内容大多是家常问候：“纽约天气寒冷，注意保暖”“听闻你发表论文，甚为欣慰”“家人一切安好，勿念”。 1946年3月17日，戴笠乘坐的飞机在南京岱山坠毁，当场身亡。消息传到美国时，余淑衡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参加论文答辩。据她的同学回忆，得知消息后，余淑衡沉默了整整一天，没有哭泣，只是将自己关在宿舍里，反复翻看戴笠之前寄来的信件。 戴笠的死，彻底切断了余淑衡与军统的联系。她顺利获得博士学位后，在美国嫁给了一位华裔学者，定居纽约，从此淡出公众视野。她终生未再提及与戴笠的往事，直到2010年去世前，才给后人留下遗言：“戴先生是我的上司，也是我的恩人，乱世之中，他给了我读书的机会，这份恩情，不能忘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