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康熙眼中，这人不是好官，但在江南百姓心中，他被视为再生父母 康熙爷的朝堂上，总有些让他挠头的官员，陈鹏年就是其中一个——这位湖南汉子拿着朝廷的俸禄，却总干些“不把皇帝心思放第一位”的事，在康熙眼里，他犟得像块茅坑里的石头，不懂变通还爱惹麻烦，绝对算不上循规蹈矩的好官 可在江南百姓心里，他比亲爹还亲，修水利、减赋税、平冤狱，哪里有难处哪里就有他的身影，说是再生父母都嫌不够贴切。 这俩评价差着十万八千里，根子就出在“当官为谁”的算盘上，康熙要的是朝堂安稳、官员听话，陈鹏年偏要把百姓的柴米油盐当头等大事，自然就成了皇帝眼里的“问题官”，百姓口中的“陈青天”。 陈鹏年刚踏入官场那会儿，就没按官场潜规则出牌。28岁中进士后，他先在浙江西安县当知县，一到任就把“清、慎、勤”三个大字贴在书房，不是摆样子给上司看，是真把这三个字刻进了骨子里。 当时西安县的田赋混乱得一塌糊涂，贪官污吏借着田亩不清的由头，把赋税都摊到了穷苦百姓头上，不少人家被逼得卖儿卖女。换作别的官员，多半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毕竟这事牵扯到地方豪强的利益，闹大了容易引火烧身。 可陈鹏年偏不，他带着衙役拿着旧田亩图册，顶着大太阳在田埂上跑了三个月，一块地一块地核实归属，把那些被豪强侵占的田产一一厘清，按实际田亩收税。 就这一件事，让数千农户保住了赖以生存的土地，不用再为苛捐杂税发愁。他还在县城东门外修了座分水闸，干旱时开闸放水灌溉农田，百姓干脆把这闸叫做“陈公闸”，至今还能找到当年的遗迹。 可这事传到上级耳朵里，却成了“擅动地方旧制”的小辫子，康熙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时，大概率是伴随着“不懂官场规矩”的评价。 真正让康熙对他皱紧眉头的，是他在江南的任职经历。康熙四十一年，陈鹏年被调到山阳当知县，这里刚遭过水灾，田地全被淹了，百姓连肚子都填不饱，户部却催着追缴之前的欠赋。 按朝廷规矩，官员得无条件执行户部指令，可陈鹏年看着沿街乞讨的灾民，直接上书朝廷请求减免赋税。这封奏折递上去，康熙心里能痛快才怪——在他看来，官员首要的是维护朝廷权威，哪能动不动就为百姓跟朝廷讨价还价？ 可陈鹏年根本没管皇帝的脸色，一边上书一边开仓放粮，还组织百姓兴修水利，没过多久就把山阳从泽国变成了粮仓，百姓门上都贴着“官清民安”四个大字。 等他调任海州时，山阳百姓拦着路不让走，哭着往他车里塞自家种的粮食，这场景要是被康熙看到，估计又要骂他“收买民心”。 康熙四十七年，陈鹏年升任苏州知府，这下彻底把“麻烦”惹大了。苏州是江南富庶之地，也是权贵聚集的地方，时任两江总督噶礼在这儿一手遮天，贪污受贿、欺压百姓没人敢管。 陈鹏年到任第一天，就在府署大门上写了“求通民情，愿闻己过”八个字，相当于把“我要跟恶势力对着干”写在了脸上。他先清理积案，一个月就处理了三百多件压了好几年的案子，其中不少是噶礼亲信犯的事；接着又整治漕运弊政，断了噶礼的财路。 噶礼哪能忍，立马罗织罪名弹劾他，说他在修演武厅时“大不敬”，把康熙的御笔题词随便摆放。康熙本来就觉得陈鹏年“刺头”，加上噶礼在旁边煽风点火，当即下旨把陈鹏年革职查办，差点砍了他的头。 可康熙没想到，圣旨刚到苏州，百姓就炸了锅。当时苏州正闹水灾加疫病，陈鹏年一边组织人挖渠排水，一边设了十几个医局免费给百姓治病，还自己掏腰包买药，家里八十岁的老母亲跟着他吃糠咽菜，住处空得连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。 百姓听说他要被问斩，上万人生拉硬拽把押解他的囚车拦住，还有商户主动罢市请愿，跪在总督府门前喊冤。甚至有文人写了《陈太守再生记》，把他的事迹刻在石碑上。 康熙接到奏报后愣住了，他实在想不通，这个“不听话”的官员，怎么就这么受百姓待见？ 其实答案很简单，康熙坐在金銮殿里看的是奏折，百姓站在田埂上看的是实绩——陈鹏年在苏州期间，光是治水就救活了数万百姓，设医局救治的病人不计其数，而噶礼这样的“听话官”，只会吸百姓的血。 直到陈鹏年去世后，康熙才慢慢明白，这个让他头疼的官员，从来没为自己谋过一点私利。他在西安时，百姓在烂柯山上为他建祠，每年他的生日都凑钱庆祝，叫“陈公会” 在江宁、山阳等地，百姓也纷纷立祠祭祀他，把他的牌位供在自家祠堂里。而那些康熙眼里的“好官”，比如噶礼，后来因贪污被抄家，百姓放鞭炮庆祝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 说白了，康熙和江南百姓的评价差异，本质上是立场不同。康熙要的是能维护皇权、遵守规矩的官员，陈鹏年却把“百姓的事比天大”刻在心里，宁可违抗圣旨也要保百姓平安，自然成了皇帝眼里的“问题官”。 这样的官员，康熙或许到死都没完全认可，但江南百姓用立生祠、写民谣的方式，给了他最公正的评价——那些被皇帝误解的“不是好官”的特质，恰恰是百姓最需要的“父母官”品格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