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898年，张弼士准备从新加坡返回中国。他来到窗口，对售票员说：“请给我换5张去中国的头等舱船票。”售票员看了他一眼，冷冷地说：“公司有规定，头等舱只能卖给德国人和本地人。” 张弼士是谁？ 这么说吧，如果那个年代有福布斯富豪榜，他就是当之无愧的南洋首富。 18岁那年，他因为家乡遭灾，揣着几个铜板“下南洋”，从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起家。当过杂工，开过米店，后来搞垦殖、开锡矿、做药材批发生意。 到了1898年这个时候，他的事业版图横跨整个东南亚，资产估摸着有七八千万两白银。 钱多到这个份上，他还不是个普通的土财主。 他还是个“官”。 1894年，清政府看中他在南洋的巨大影响力和财力，任命他接替黄遵宪，担任大清国驻新加坡总领事。 就在两年前，大名鼎鼎的李鸿章李中堂大人，代表清廷去俄国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，路过新加坡。 谁去接的？就是张弼士。 张弼士不仅亲自登船迎接，还陪着李鸿章见了新加坡的英国总督，视察了领事署，安排得明明白白。李鸿章对这个“亦商亦官”的华侨领袖非常赏识，回到国内当了两广总督后，立马就上奏朝廷，指名道姓要把张弼士调回广东，协办粤汉铁路。 把镜头拉回1898年的售票窗口。 一个身家占大清年收入N分之一、手握官方任命的总领事、能和李鸿章谈笑风生的“南洋首富”，想回自己的国家，想买几张头等舱船票。 结果，被一个底层的售票员，用一句“公司规定”，给拒了。 原因无他：你是个中国人。 在那个年代的西方人眼里，中国人，就是贫穷、落后、辫子、鸦片的代名词。管你多有钱，管你多大官，你背后的那个国家太弱了。 1898年，甲午战败才三年。德国人强占了胶州湾，俄国人占了旅顺大连，英国人占了威海卫。中国在“列强”眼里，就是一块砧板上的肉，谁都能来切一刀。 所以，德国轮船公司的售票员，才有底气说出那句——头等舱，不卖给你。 这事儿对张弼士的刺激有多大？ 我们没法准确描述他当时的心情，但我们可以看看他后来的所作所为。 在我看来，那张被拒绝的头等舱船票，成了他心里一根拔不掉的刺。 他一辈子，都在用自己的方式，试图造一张属于中国人自己的“头等舱船票”。 他意识到，个人再有钱，在衰弱的国运面前，屁都不是。 想让人看得起你，你得让你背后的那个“家”强起来。 怎么强？ 张弼士给出的答案是两个字：实业。 他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：“提倡抵制洋货，以商战收回权利。” 他最有名的手笔，就是在山东烟台创办的张裕酿酒公司。 1892年，他砸了300万银元在烟台开了这么个厂。那时候，全中国没人觉得这事儿靠谱。 大家说：“张老板是不是在南洋发烧了？拿这么多钱去种葡萄、酿酒？那玩意儿是洋人喝的，咱中国人喝不惯。” 张弼士力排众议。 他为啥非要酿酒？ 因为酒，特别是葡萄酒和白兰地，是西方文明和生活方式的象征。 他就是要用这个“洋玩意儿”，在西方人最自豪的领域里，打败他们。 他从欧洲引进150多种葡萄，请来奥地利的酿酒师。 光是那个地下大酒窖，就挖了三年，深七米，占地一千多平米，四季恒温。 1915年，美国旧金山为了庆祝巴拿马运河通航，搞了个“巴拿马万国博览会”。 张裕公司送去的“可雅白兰地”、“玫瑰香”、“雷司令”等四款酒，一举拿下了金质奖章和最优等奖。 这是中国商品第一次在国际上拿大奖。 当张弼士拿到奖牌的那一刻，不知道他会不会想起17年前，那个拒卖给他头等舱船票的德国售票员？ 他用行动证明了：你们能造的，我们也能造，而且不比你们差。 如果说张裕是他的“面子”，那修铁路就是他的“里子”。 1903年，光绪皇帝召见他，他提出强国十二条建议，核心就是路矿、农业、水利。 当时，粤汉铁路的修筑权，被清政府许给了美国人。 全国上下，群情激愤。 张弼士被推举出来，负责募集款项，从美国人手里赎回铁路路权。 这活儿不好干。 他二话不说，自己先带头掏钱。然后，他顶着太仆寺少卿的身份，重返南洋，到处游说那些发了财的华侨老板。 他告诉大家：“我们华侨在海外，为什么总被人欺负？因为家乡弱！现在我们有机会把铁路拿回来自己建，这是国家的大动脉，事权自掌，利不外溢。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！” 在他的奔走下，海外华侨踊跃认股，硬是把路权给赎了回来。 这就是张弼士的“商战”。 他不像孙中山那样搞武装革命，他走的是另一条路。 他试图用手里的银子，为这个国家建立起一套现代工业体系。1916年，张弼士在巴达维亚病逝。 他死后，灵柩运回中国安葬。 他终其一生，都在为“中国人”这个身份而战。 1898年的那个下午，那个售票员的冷眼，可能只是他遭遇的无数次歧视中的一次。 但他把这种羞辱，转化成了一股惊人的动力。 他用一辈子的时间告诉世人，也告诉那个售票员： “你看不起我，没关系。但我会造出自己的船，造出自己的酒，修出自己的路。总有一天，我的国家会强大到，你再也不敢用那种眼神看我们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