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5年，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潘汉年在北京开会期间遭到逮捕，随后神秘“失踪”。直到1982年，此案才得以平反。潘汉年被捕时，很多人都不知情，那么，他到底是怎样被捕的？被捕后又被关在哪里？结局如何？ 1955年3月中旬，潘汉年乘火车抵达北京，参加全国统战工作会议，作为上海代表，他全程出席议程。会议要求干部交待历史交往，他撰写材料，详细列出1943年夏季在上海的一次秘密接触，包括时间地点和对话要点。材料上呈陈毅后，转交上级部门，引发高层关注。4月1日，文件层层上报，公安部内部会议决定采取行动。4月3日夜间，公安部长罗瑞卿率队执行抓捕，整个过程高度机密，避免惊动他人。潘汉年被带走后，上海代表团成员察觉缺席，却无从知晓详情。他的妻子董慧于5月19日也被隔离审查，两人虽一度同在设施，但严格分离，从未相见。 逮捕后，潘汉年先被安置在北京功德林监狱，这是公安部直属场所，专为高级干部隔离审查。他从1955年起至1960年在这里接受审查，反复陈述过往经历。监狱提供基本生活保障，但活动空间有限。他每日面对询问，回顾抗日时期上海联络细节，以及解放战争香港情报站的资金来源。审查节奏固定，每周五天进行，他适应这种安排，保持身体状况相对稳定。五年间，他书写补充材料，记录1936年南京谈判行程和1941年淮南根据地行动。这些材料成为案件卷宗的核心部分。 1960年3月，随着秦城监狱投入使用，潘汉年被移送至此。秦城位于北京郊区，设施严密，专用于政治案件关押对象。转场后，审查继续深入，他居住在单人间，日常包括阅读文件和书写材料。关押期间，他参与简单劳动改造，健康状况逐步下滑，但仍需配合调查。1962年春，案件进入预审尾声，他接受笔录核对，逐页签字确认。预审期长达八年，调查员带来新卷宗，核实历史接触的证据，如1943年会面日志和证人陈述。 1962年12月，最高人民法院组建专案组，翻阅数千页档案，标注矛盾点。1963年1月9日，法院宣判，认定指控成立，包括1936年国共谈判涉嫌让步、抗日阶段联络日伪、1943年会见汪精卫、解放后藏匿人员。判处有期徒刑15年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潘汉年对会见汪精卫一事表示那是工作失误，但对其余指控予以否认。他在庭上陈述情报任务背景，强调行动是为党组织利益服务。辩护律师补充档案证据，指出均有组织批准。庭审过程封闭进行，仅限内部人员出席。 宣判一个月后，潘汉年获准离开监狱，前往团河劳教农场安置。农场位于北京郊区，他置于监督之下，待遇相当于八级干部，每月领取200元薪酬，可定期外出探视亲属。农场生活以农业劳动为主，他参与种植与收割，逐步恢复体力。利用闲暇时间，他阅读书籍，整理个人笔记。这样的安排让他有机会与外界有限接触，如与家人通信，分享日常点滴。1964年夏，他负责果园修剪，1965年参与水库修建，健康渐稳。 1970年代初，农场扩建，他转组种植棉花。1974年秋，体检显示肝部异常，医生开具药物缓解。1975年3月，为适应身体需要，他转至湖南茶陵县第三劳改农场，继续从事轻型劳作。那里环境偏僻，他使用化名小栓，负责田间杂务与工具维护。农场集体宿舍简朴，他与其他同志共同用餐，偶尔讨论农事技巧。1976年冬，肝痛加剧，通过草药控制。1977年4月14日，病情急转直下，被送往长沙医院接受治疗。医生诊断为肝癌晚期，施以对症处理，但未能逆转。几天后，他在北京逝世，终年71岁。逝世时仍以化名登记，遗体按常规方式处理，亲属低调料理后事。这个阶段的关押与劳改，历时超过20年。 潘汉年逝世后，案件进入复查程序。1979年，一些老同志提交相关材料，协助核实事实。1980年，领导介入，指示查阅档案与听取证言。1981年11月8日，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召开会议，确认原判罪名缺乏依据，肯定他在情报与统战领域的突出贡献。会议决议通过后，文件密封归档，为平反铺平道路。 1982年8月23日，中共中央发布正式通知，宣告彻底平反，恢复其名誉，表彰他作为优秀党员，对党的各项工作的重大作用。通知传达到位后，上海方面组织追悼活动，将骨灰安放在合适场所。家属参与仪式，党内同志出席，标志着冤案彻底昭雪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