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04年，通房丫李氏，站着侍奉丈夫与正妻长达33年。这日，她正在盛饭。谁知，管家突然冲进来高喊了一句，她手一歪，啪地一声碗摔落地面碎了一地。正妻刚打算开口斥责，丈夫却开怀大笑：“坐下，一同用膳！” 李氏出生在河北宛平一个穷苦人家，早年父母双亡，她为了养活弟弟进了官员家当丫鬟。1871年，这户官员回乡途中受谭钟麟邀请到谭家做客，李氏因长相引起谭钟麟注意，被留在府中继续干活。她先在厨房帮忙，每天从早忙到晚，处理各种杂务，手上很快就磨出了厚厚的茧子。谭家那时家业兴旺，下人分工清楚，她的生活就是重复的劳作，没有多余的休息时间。几年后，谭钟麟把她安排到身边，成为通房丫头，这让她免去了厨房的重活，但也意味着一生被绑在谭家，无法外出自由活动。府里其他下人和正妻都看她地位低，只当她是取悦主人的工具，她每天的日子就是端茶递水，打理琐事，偶尔还得忍着闲言碎语。 李氏为谭钟麟生了三个儿子，长子谭延闿是谭钟麟的第三个儿子。谭钟麟对这个儿子期望很大，曾梦见晚清官员何凌汉来访，就给儿子起名祖安。李氏生子后，地位没啥改善，还是得站着侍奉丈夫和正妻用餐，这种情况持续了二十多年。她一边照顾孩子，一边侍奉谭钟麟，时间全被占满，没有自己的空间。谭延闿小时候在学堂感受到庶出身份的歧视，常被同学叫小老三，带着轻蔑的味道。他把这些事告诉李氏，李氏哭着说自己的低微地位拖累了儿子。她劝谭延闿和兄弟们好好读书，将来出人头地，这样才能让她在谭家的辛苦有点安慰。谭延闿从那以后更用功，在别人玩耍的时候还在习字，对李氏也表现出更多孝顺的行为。 李氏在谭府侍奉了三十多年，每天的工作包括端茶递水、准备饭菜和洗衣，有时还得忍受其他下人的欺负。在别人眼里，她一直是个低贱的奴仆。1904年，谭延闿已经长大。这天谭府从京城传来谭延闿考中进士的消息，管家急忙报告给谭钟麟。李氏听到后，手抖把碗掉在地上碎了。正妻要斥责，谭钟麟大笑，让李氏坐下一同用餐。李氏站立侍奉丈夫与正妻三十三年，这次变化是因为儿子中进士带来的喜悦。谭钟麟召集家人设宴庆祝，他夸谭延闿的才华和坚持，又称赞李氏教子有功，表示她多年来辛苦，儿子有出息有她的功劳。李氏落泪，从此地位开始转变，下人们的态度也不同了。 谭延闿中进士后，去京城做官，在朝中慢慢露头角。他虽然离家千里，还是每隔一段时间写信回谭府，问李氏的起居。李氏从那以后不用干重活，也不用在人前低头哈腰。下人们不敢再指使她，谭钟麟和正妻对她客气多了。她在府里过上相对平静的日子，享受儿子带来的荣耀。不久李氏因病去世，谭延闿从京城赶回，已经见不到母亲最后一面。他在灵柩前哭泣。谭家因为李氏去世闹起争议，按规矩丫鬟身份没资格有正式丧礼。谭延闿决定给李氏办隆重葬礼，安排棺木和仪仗。谭家族人反对，坚持礼制说丫鬟该有丫鬟的待遇。谭延闿用自己在朝中的地位压住他们，他们勉强同意。葬礼那天，李氏灵柩从谭府大门抬出，谭延闿主持仪式，民众在路边观看。李氏就这样走完一生。 李氏的经历反映了清末社会对女性的不公，她从通房丫头起步，靠儿子的努力才改变命运。谭钟麟作为官员，维持着传统的家规，让李氏长期处于低位，这种做法在当时常见，却也暴露了阶层的残酷。谭延闿的孝顺成了关键，他从小感受到母亲的苦楚，通过科举考试为她争得尊重。这不只是个人故事，还体现了教育在那个时代的作用，能打破身份的枷锁。李氏的忍耐和对儿子的教导，成了谭延闿成功的基石，没有她的支持，他可能不会有那样的动力。 在谭家那样的大家庭里，通房丫头的地位比妾室还低，李氏生了儿子后还是得站着侍奉，这持续了那么多年。谭钟麟对她的态度一直保持距离，直到儿子中进士才有所松动。这件事说明，家庭内部的权力往往取决于外部的成就。谭延闿考中进士不光是个人荣耀，还直接影响了母亲的待遇，让他母亲从边缘位置走到台前。历史资料显示，谭延闿后来在政界发展，但始终记得母亲的恩情，通过写信保持联系。这种母子关系在清末并不少见，却也突出了女性在家庭中的被动角色。 李氏进入谭家后，生活就是围绕侍奉展开，她从厨房丫头到通房，变化不大，都是在低层挣扎。生下谭延闿后，她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，鼓励他读书。这在贫寒出身的人中常见，教育成了翻身的途径。谭延闿的努力回应了母亲的期望，1904年的中进士成了转折点。从那以后，李氏的日子好过些，不用再受下人欺负。谭钟麟的认可，虽然来得晚，却也改变了家里的氛围。这段历史提醒人们，社会变迁往往从家庭内部开始，个人的奋斗能推动整个结构的调整。 谭延闿中进士后，李氏的地位提升是实打实的，她不用干粗活，别人对她客气。这得益于儿子在朝中的位置，谭家族人也不敢小觑。谭钟麟作为父亲，对儿子的夸赞延伸到李氏，承认她的教子功劳。但这也暴露了谭钟麟的实用主义，只有当儿子有出息时，才正视李氏的付出。李氏的病逝来得突然，谭延闿赶回时已晚，这让他更坚定要为母亲办体面葬礼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