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路军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大声说道：“你们快走，我是走不掉了，逃出去一个是一个！保卫队长张宜友看了军长最后一眼，一咬牙，冲了出去。眼看就要冲出敌人的包围圈，突然一头栽倒在地，这时他才发现，原来自己的腿部中弹,走不掉了。 张宜友十五岁那年，鄂豫皖根据地闹得正欢，他就钻进红军游击队，从最基层干起。起初负责传递消息，背着简易电台在山里钻来钻去，风里来雨里去，练就了一身硬骨头。进了红四方面军四军十一师政治部，当上通信排排长，管着电线线路和发报机，每天检查设备，战场上还得趴着爬行送情报，手指头敲电码敲得飞快。升了保卫队长后，领着小队巡营，夜里轮班站岗，眼睛瞪得溜圆，生怕出点岔子。 1936年10月，西路军从黄河西渡，带着两万一千多人，目标是打通去新疆的路。张宜友调到红五军，先管骑兵连，检查马匹鞍具，押着队伍过河，水流急得能把人卷走。他后来兼了军部交通队长，协调补给车队，在戈壁滩上走，沙子陷轮子，得人推着往前挪。西路军一路打一路走，临泽高台这些地方，敌人马步芳部追得紧，补给线拉得老长。张宜友他们就得想办法保住后勤，标记水源点，堆路标石，免得队伍迷路。红五军军长董振堂那时候是主力，他早年从保定军校毕业，参加过北伐，1933年带着部队起义投红，作风硬朗，士兵们都服气。董振堂管着骑兵师，行军时总在前头探路，战斗时冲在第一线，从不摆架子。 高台战役打响是1937年1月初，红五军两千八百多人拿下高台县城，本想喘口气，谁知马步芳部几万人马围上来，炮火从四面八方砸。仗打了九天九夜，红军弹药快见底，敌人梯子搭墙，马刀挥舞，缺口处肉搏不断。董振堂他们守着城墙，封堵东门，战士们用刺刀顶，用枪托砸，阵地丢了又抢回来。九天下来，红五军伤亡惨重，上到军长下到马夫，大部分人都倒下了。董振堂胸口中弹，腿也伤了，身边就剩几个警卫。张宜友作为保卫队长，一直贴身跟着，递弹药，包伤口，到最后关头，董振堂决定突围，分兵从城外缺口冲。张宜友他们几个护着军长往外钻，枪声密集，包围圈外头黑灯瞎火，就差那么几步，张宜友腿上挨了一枪，扑通倒地，血流一地，爬都爬不起来。董振堂他们也没冲出去，全军覆没，就剩少数人溜了。 这场仗的损失，在红军历史上都算得上空前的。红五军军长董振堂、政治部主任杨克明、十三师师长叶崇本，全都牺牲了，三千多战士战死沙场。马步芳部下手狠，抓到人就杀，董振堂尸体被他们分尸，头颅挂城头示众，其他干部也一样，悬杆子上风吹日晒。西路军总共两万多人，五个月里打八十多仗，七千多阵亡，五千六百多被俘后遭虐杀活埋，只剩四百来人辗转到新疆。这仗打成这样，战略上西路军想西进接苏联援助，本意是好的，但河西走廊地窄人稀，敌人骑兵机动，马步芳部又占上风，补给跟不上，电台丢了联系断，援军也赶不及。高台失守后，西路军主力散了，祁连山里头冻死饿死的不少，幸存者零星逃出。 张宜友年轻力壮，腿伤虽重，但包扎后恢复快。马步芳部没马上杀他，拉到空地准备集体处决，高台县原县长拦着，说留下来治伤。过几天，张宜友就能下地走，拄棍子试步子，很快就扔了拐杖。敌人把他扔进补充团，干苦力，修桥铺路，扛铁锹挖土，锤桩砸石头，手上磨出血泡。补充团里头，有红军俘虏扛不住，投了敌人，为表功乱咬人，说张宜友是董振堂手枪队长。这下麻烦大了，张宜友被抓去当重犯，关进监狱，黑屋子潮湿，他只认自己是普通兵，死不松口。狱里头传话，蒋介石派人到青海，不让杀俘虏，要运南下当兵。张宜友就这么熬着，擦墙角水珠，保持清醒，等机会。 1937年8月，马步芳部以他态度差为由，把张宜友和一批西路军干部、年纪大体弱的俘虏塞上火车，闷罐车摇摇晃晃，空气臭烘烘的。火车到西安，赶上大水冲桥，停站了。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得到风声，向国民党行营要人，叶剑英参谋长亲自去接。国民党副官上车吼，谁要回共产党就下来，口气凶，众人被马家军整怕了，没人动。叶剑英知道这事儿，上站台讲国共合作抗日，毛主席朱总司令欢迎归队。车上年轻人先跳，认出叶剑英胸前红星章，大喊是自己人，大家才蜂拥而下。张宜友跟着下来，火车上一千多西路军俘虏，三百多回了队伍。七贤庄办事处歇一天，分热汤喝，擦把脸，就坐汽车北上延安。 回到延安，张宜友直奔抗日前线。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当作战参谋，画地图分析敌情，铅笔勾线，手指点要点。接着管第一师第一旅第二团团长，夜袭日据点，调整队形，士兵划桨突进。解放战争里，华东野战军十一纵队三十三旅旅长，指挥渡江，炮兵校准，部队箭头般插敌阵。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二十九军八十六师师长，攻城时巡视阵地，查机枪位。仗打下来，新中国成立，张宜友授了大校军衔，继续干国防工作，到1998年在辽宁大连病逝，享年八十四岁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