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7年，陈天国在杭州灵隐寺的一棵大树上自缢身亡，在临终前，他特意去见了前妻秦怡，并告诉她：“看到你平安我就放心了，”秦怡却冷冷回应：“我永远不会原谅你。” 1939年的重庆，战时陪都的文艺界涌动着热血与激情。17岁的秦怡，美得不可方物，像一朵在硝烟中顽强绽放的玫瑰，吸引了无数目光，其中就包括同为演员的陈天国。 那时的陈天国，也是舞台上的英俊小生。他用一种近乎疯狂的方式，表达着自己的“爱意”。他以“集体爬山”为名，将秦怡骗至荒无人烟的歌乐山深处，突然跪地求婚。 面对秦怡的惊愕与拒绝，他没有丝毫迟疑，猛地攀上悬崖，对着山谷嘶吼：“你要是不答应，我就从这里跳下去！” 青春年少的秦怡哪里见过这般阵仗，恐惧压倒了一切理智。为了不让一条生命在自己眼前消逝，她只能颤抖着点头，应下了这桩被死亡胁迫的婚事。她以为自己的妥协，能换来一段安稳的感情，却不知，这只是噩梦的开始。 婚后的陈天国，彻底撕下了伪装，酗酒成了家常便饭。酒精点燃了他内心的暴戾，昔日的“情圣”变成了一个挥舞拳头的恶魔。 起初只是争吵，后来便演变成无休止的家暴。秦怡回忆起那段日子，声音依旧会发颤：“他醉酒后，抡起藤椅就朝我砸过来，我只能拼命躲进厨房，死死锁上门，听着他在外面用斧头疯狂地劈门……” 更让秦怡心寒的是，当她身怀六甲，忍受着孕期的种种不适时，陈天国却流连于风月场所，对家庭不闻不问。 女儿出生后，他更是视若累赘，甚至在一次醉酒后，丧心病狂地打算将嗷嗷待哺的亲生女儿以200银元卖掉。 当秦怡从他手中夺回孩子的那一刻，她心中所有的委曲求全与幻想彻底崩塌。她抱着女儿，连夜逃离了这个地狱般的家，第二天便登报，决然地解除了这段婚姻关系。 逃离了陈天国的阴影，秦怡以为自己终于可以拥抱新生。她遇到了第二任丈夫，“电影皇帝”金焰。 这段婚姻起初是甜蜜的，他们有了爱情的结晶——儿子金捷。秦怡将全部的爱都倾注在这个家庭上，拼命拍戏，只为给家人更好的生活。 然而，命运的残酷再一次向她袭来。由于夫妻二人常年忙于工作，疏于对儿子的陪伴，加上“文革”期间家庭遭受的巨大冲击，16岁的金捷在惊吓中患上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。 这个打击，比任何一次家暴都来得更沉重，它击垮了金焰，也几乎压垮了秦怡。金捷发病时，完全无法自控，常常对最亲近的母亲拳打脚踢。 一次，儿子狂躁发作，抓起东西就往秦怡身上砸。她蜷缩在墙角，下意识地用一个抱枕护住自己的头和脸，口中反复低声哀求：“小弟，别打脸……妈妈明天还要演医生……” 后来，金捷甚至在一次失控中，生生折断了母亲的左手小指。秦怡忍着剧痛，自己去医院简单包扎了一下，第二天依旧准时出现在片场。当导演关切地询问时，她只是轻描淡写地说：“不小心撞门上了。” “戏比天大”，这是刻在秦怡骨子里的信条。无论生活给予她多少苦难，只要站到镜头前，她就是那个光芒万丈的艺术家。丈夫金焰晚年因手术失败卧病在床二十年，她不离不弃，悉心照料直至送终。 照顾精神失常的儿子，她更是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心血，四十多年如一日，为他洗澡、喂饭、换衣，从未有过一句怨言。 日子就在这样无尽的操劳与奔波中流逝。直到1967年，那个让她半生都活在噩梦中的名字——陈天国，以一种决绝的方式，再次闯入她的世界。 灵隐寺的那棵古树，那份带着她获奖消息的剪报，像一个无声的句号，终结了他们之间所有的爱恨情仇。 或许，在那生命的最后一刻，陈天国心中翻涌的，不是爱，也不是悔，而是一种极致的、病态的占有欲——他无法拥有她的人生，便要在自己的死亡里，刻下她成功的印记。 经历了这一切的秦怡，却活得越发从容与强大。她将生活所有的苦，都酿成了艺术的醇。2008年汶川地震，86岁的她毫不犹豫地捐出了自己毕生的积蓄20万元，其中大部分还是需要支付违约金才能提前取出的定期存款。 93岁高龄，她自筹资金，亲自编剧并主演电影《青海湖畔》，坚持登上青藏高原实地拍摄。 在海拔3800米的片场，稀薄的空气让她必须时刻与氧气瓶为伴，但她拒绝使用任何替身，甚至往脸上涂抹厚厚的高原红胭脂，只为掩盖吸氧后的苍白。 95岁时，她又在陈凯歌的电影《妖猫传》中客串，凌晨4点就起来化妆，手里攥着写满注音标记的泛黄剧本，一丝不苟地默诵着台词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