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8年，一个叫叶依奎的老头哆哆嗦嗦地回到大陆。下了飞机，他没回家，直奔组织，当着所有人的面，他撕开自己棉袄的内衬，掏出一份发黄的名单，说：“我叫谢汉光，我回来了。 这张薄纸上，密密麻麻写满了名字，足足有126个,这不仅仅是一张名单，这是一段被遗忘了近四十年的历史，是一个潜伏者用一生守护的承诺，更是无数牺牲战友最后的归宿证明。 在场的人看着这张名单，再看看眼前这位衣衫褴褛、满脸沧桑的老人，瞬间明白了这份名单背后沉甸甸的分量。 时间倒回到1949年，那时候的谢汉光还是个意气风发的青年，是中山大学农学院的高材生,他怀揣着一腔热血和组织的秘密任务，以农林技术员的身份前往台湾。 没人知道，这个看起来文质彬彬的年轻人，肩上扛着的是建立和联络整个台湾地下情报网的重任。 他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作掩护，在农林系统内安插同志，发展力量，源源不断地将重要情报传递出去。 那时候的他，心里装着信仰，也装着对新婚仅9天的妻子的思念，他总以为，任务完成之日，就是归家团圆之时。 然而，命运的转折总是猝不及防，1950年，由于地下党组织最高领导人蔡孝乾的叛变，整个台湾的地下网络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。 一夜之间，白色恐怖笼罩全岛，大量的同志被捕、牺牲，谢汉光的名字，赫然出现在了叛徒的出卖名单上。 在千钧一发之际，他接到了同志用生命换来的最后警报：“快逃，别回头！” 逃，往哪里逃？整个岛屿都布满了抓捕他的天罗地网，更重要的是，他不能就这么一走了之，他的怀里，藏着那份记录着126名同志身份的名单。 这不仅是名字，更是126个家庭的希望，是组织需要确认的宝贵力量，如果他被捕或者牺牲，这些同志要么永远背负着不为人知的秘密，要么就会像断了线的风筝，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。 谢汉光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：他放弃了组织安排的撤离路线，反而朝着最危险、也最意想不到的地方——台东的深山老林里跑。 他将自己的所有证件深埋地下，从此，世上再无谢汉光，只有一个从福建逃难而来、名叫“叶依奎”的孤苦农民，他用身上仅有的两个金戒指，买通了一个村长，换来了这个可以暂时栖身的假身份。 深山里的日子，比他想象的还要苦，住的是四面漏风的茅草屋，吃的是难以下咽的野菜杂粮，为了活下去，他给林场砍树、种山芋、采槟榔，什么苦活累活都干。 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老茧，原本挺直的腰杆也被岁月压得佝偻，有村民看他孤身一人，好心劝他再成个家，他都笑着婉拒了。 不是不想，是不敢，他怕自己的真实身份会连累无辜的人，更怕一旦有了牵绊，会动摇自己守护名单的决心。 那份名单，成了他生命中唯一的执念，他将它用油纸包好，缝在贴身的棉袄内衬里，这件棉袄，夏天再热也系在腰间，冬天再冷也是最温暖的依靠。 夜深人静时，他会借着微弱的煤油灯光，一遍又一遍地默读名单上的名字，生怕时间久了，会忘记任何一个细节。 这张纸，比他的命还重要，有一次台风来袭，掀翻了屋顶，暴雨倾盆而下，他死死地抱着装有名单的木盒，任凭自己被淋成落汤鸡，也不让雨水沾湿分毫。 这种隐姓埋名的生活，最煎熬的不是身体的劳累，而是精神上的孤独和恐惧，每次遇到户口清查，他都心惊胆战，手心里的汗能把衣角浸湿。 他编造了一套天衣无缝的说辞，说自己老家遭灾，亲人早已不在，警察走后，他才会瘫软在地，长舒一口气。 时间就这样一天天过去，直到1987年，村里的广播传来一个消息：台湾当局决定开放居民赴大陆探亲。 听到这个消息的瞬间，71岁的谢汉光浑身一震，他整整一夜没合眼，布满皱纹的脸上，泪水纵横，他知道，回家的时候到了。 他卖掉了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果园，换来了回家的路费，临行前，他朝着大陆的方向，重重地磕了三个头，嘴里喃喃自语：“兄弟们，我带你们回家了。” 当他终于将那份名单交到组织手中，完成了自己一生的使命后，组织上经过多方查证，最终在1994年恢复了他的党籍和身份，这时，他才敢踏上返回广东梅县老家的路。 推开那扇等了他42年的家门，他看到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妇人，屋里还有一个中年男子和两个孩子，妻子哽咽着告诉他，这是他的儿子和孙子。 一家三代人抱头痛哭，所有的等待、思念、委屈和心酸，都在这一刻化作了滚烫的泪水，谢汉光抱着素未谋面的孙子，一遍遍地说着：“爷爷对不起你们，让你们等太久了。” 谢汉光守护的不仅仅是一张纸，而是对战友的承诺，是对信仰的忠诚，他没有显赫的战功，也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。 但他用38年的孤独和坚守，完成了一项最伟大的任务，他让那些被遗忘的名字，重新被记起，让那些漂泊的英魂，找到了回家的路。 这份跨越海峡、历经四十余载风霜的名单，比任何勋章都更加光荣，因为它承载着一个时代里，一个普通人最纯粹、也最坚定的信仰。 信源：梅州网2015-07-24——《潜伏台湾42年，回大陆找到组织》
